二十一世纪的北欧文学：“北欧暗黑”下的光与影(4)

在新世纪里，全球问题早已刺入本来偏于一隅的北欧地域，无论是女性运动新浪潮、瘟疫、气候变暖还是难民问题。在巨大变化中，人们怀想不久前还显得十分恬静的空间。北欧犯罪小说也在一定程度上利用了这一心理，将犯罪与田园诗的自然环境结合，有新浪漫倾向，也形成突出对照；与质问政治和民族等问题结合，既是小说手段也是现实反映。毕竟20年前可以门不闭户的北欧乡村正在遭受偷盗、纵火等威胁；平静百年的小城街角会突然摆满蜡烛和鲜花，因为有人被射杀；繁华都市出现了让人不敢踏足的难民区。这都是21世纪新的社会现象。值得一提的是，北欧暗黑小说在图书市场的成功也为世界读者认识北欧文学带来极大片面性，在不少国家比如日本，不少年轻的新读者以为北欧文学就等同于北欧犯罪小说。
“自我虚构”的喧哗
文学里有自传小说的古老基因。自传小说在本世纪演化为“自我虚构”的喧哗，以挪威作家卡尔·奥韦·克瑙斯高 《我的奋斗》为代表， 而该书的创作受到瑞典剧作家拉斯 诺连厚如砖石的日记的启发。克瑙斯高当时旅居瑞典，客居的距离感也让他的创作有了自白的可能。虽然，也有人认为，《我的奋斗》的成功是个罕见的例子，它出色提交了一份“说实话”的程序，一个精心编制而持续了三千页的有序意识流，却在道德和生存层面走入了一个死胡同。

《我的奋斗》瑞典文封面
一方面，新世纪北欧文学在创新上急于突围；另一方面，《我的奋斗》的营销成功引得出版社和其他作者争先恐后地模仿。最明显的是同为挪威人的女作家维格蒂斯·尧特 。她的小说 《遗产和环境》让她和母亲及姊妹对簿公堂，被认为造出丑闻。她书写了遗产纷争、自己对家庭的理解，她揭开其中的丑陋，包括生父对自己的性侵犯。而她的姊妹写出不同版本的回忆捍卫被攻击的家庭。这一事件引发社会的大讨论，也向社会提出一个严肃而暂时无解的问题：作家固然可以虚构和创作，但是否真有权利滥用虚构，超出虚饰过往的范畴进而篡改过往，且不给其他当事人辩驳的可能。毕竟作家的自我虚构模式是以真实和自传为卖点的。无独有偶，《我的奋斗》让作家的前妻格外抑郁，也写出了一本书来以正视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