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军队是如何逆向“实践”后现代哲学的？(17)

纳芝米（Hidaya Najmi）（自重建以来始终注意不进入营地）继续设计高墙和私人庭院。因此，第一场争论证明，“通过破坏来设计”的逻辑被扩展到难民营的重建中，城市的布局增加了它的渗透性（permeability）。新的布局能够使以色列国防军未来的武装入侵对财产造成更少破坏。以色列国防军能够以“传统的方式”进入难民营，重型车辆可以在不破坏建筑物的情况下移动，士兵也可以不击碎界墙（party walls）。由于负责建筑的修缮和维护是在敌对状态下进行的，这种设计同毁灭集中营的军事逻辑形成了共谋，这恰恰落入了一个更为明显的陷阱——“人道主义的悖论”——这意味着，在某些条件下，人道主义援助可能最终帮助了压迫者。如果第一场争论关注的是渗透性问题，第二个关注的则是透明性问题。二者都展示了墙壁的能量，墙壁意味着不同的城市和社会秩序。
这些争论反映了以色列人的又一个幻想：巴勒斯坦人的抵抗可以通过破坏和重组其栖息地而被制服。正如斯蒂芬·格拉汉姆（Stephen Graham）所证明的那样，巴勒斯坦城市和难民营常常被以色列国防和政治人物想象成物质垃圾的无形式聚合体——一种易成型的“固态”，以色列国防军士兵可以穿过这种聚合体而挖掘或开凿出自己的道路，用他们的运动重新设计空间。[47]因此，反抗就会被这些“设计”行动所体现出来的那种组织简化所抑制；这种行动的效应可能会带来建筑构造的“现代化”。的确，城市毁灭（urbicide）的历史很大程度上就是由基础设施建设和卫生改进的历史所推动的。基础设施的升级和生活标准的提高试图消除引起不满的条件，但是也会越来越创造出弱点，减弱城镇人口主动反抗的动力。必须指出的是，同纳布卢斯旧城区不同，上面提到的所有的地方都是难民营。
在难民营中，城市毁灭的问题并不是直接发生的。难民营的本质是其暂时性，它表明了要求回归的迫切性。暂时感通常会通过将难民营中的生活条件控制到最低限度而得到维持。在一部分难民营中，污物不受限制地流淌，没有树木，以免难民营被视为永久性的城镇。有时，在难民营中建造一座新房会被视作对于民族事业的背叛，拒绝重建计划的往往是年轻一代。一名居住在德赫伊谢（Daheisha）难民营的年轻巴勒斯坦激进主义者对制片人埃雅尔·希文（Eyal Sivan）说：“他们（联合国）种树，我们（法塔赫激进主义者）就连根拔起”。事实上，一个人在难民营有一处住址，通常意味着其在失去的领土上仍留有一个地址。这本身就能够解释，为什么有12000人在德赫伊谢难民营登记为居民，但那里实际上只有8000人居住。杰宁难民营的“升级”，以及随之将其整合入杰宁市中，这可能会破坏这种暂时性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