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待一颗流星的正确态度(2)

兰波是在一个词的所有意义上使用这个词，他的诗，创造情绪和音乐性要多于创造意义，也使得相关的索解变成了一个你争我夺的战场。要当“兰学家”，就意味着成为一些靠着玩弄谜一般的文字吃饭的人，但这些文字却可以点燃另一些人的才思，比如斯特芳·马拉美，他成为一个比兰波更加玄奥的诗人，继他之后为语言洗牌，当马拉美在1898年逝世时，他的继承人如瓦雷里，拿到手中的已是一种全新的、为20世纪准备的诗歌语言了。
还有保尔·克洛代尔，1912年，他因为读兰波而皈依了基督教，在为一部兰波诗集写序时，他称兰波为“Un mystique à l‘état sauvage”——一个野蛮（原始）状态的神秘主义者。这个称呼十分准确，但令克洛代尔深信不疑的是，兰波在临终前，在妹妹伊莎贝尔的陪伴下皈依基督教，这是一件必然而且理所当然的事情：只有如此才能结束他的野蛮状态，他的那些词语，同他不再写诗作文后的十几年的状态一样，都停留在原始、离乱、不确定的阶段，从未改变。
现在，这个书写者的行列里，我们又认识了福雷斯特。他是一位不情愿的作家（不情愿的理由稍后再讲）。在他的书中，我们看不到对于兰波的种种权威在手的解读，却可以看到充分的谦虚；看不到他因久读兰波而生的故弄玄虚的癖好，却又能看到他的某些捍卫，对自由选择的捍卫，对模糊暧昧的捍卫，对词语的捍卫。无神论者——这是福雷斯特坦然的自命——会信仰所有非上帝之外的事物，因为他们赋予它们以绝对的专注。
语言与神谕
小小一本书中，“神谕”这一节不妨优先去读，其中，福雷斯特引用了兰波《地狱一季》里的名言“千真万确，我所说的，就是神谕”。对这句话的理解，有很多是庸俗而懒惰的，都会指向兰波可能参加了某个秘密会社，明显地走火入魔。可是福雷斯特讲，此“神谕”能让那些对语言有追求的人感到受用：
“每当我对语言稍有失望时，我就很乐意打开兰波的书，仿佛在查阅一道神谕，遇到看不懂的句子就停下来。而这些句子也因此变得和预言一样，任我给它们下一个合我心意的涵义。我坚信兰波说的都是真理。我也坚信他说的真理只取决于我为这一真理找到的意义。”
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兰波那种无比多义的语词，能让福雷斯特重振对语言的信心？
我想，这是因为福雷斯特渴望纯粹。人们都说，语言是工具，掌握一门语言就多了一把了解世界的钥匙，等等，可是你在领到一件工具的时候，总会一并接收下来对这工具的种种既有的规定：你领到一把尺子，就觉得它只能用来度量和画线，领到一副筷子，就只把它用在餐桌上，领到一把钥匙，就需要去找对应的锁。语言却不同于它们。语言的意义、色彩、功能，并不取决于别人——大多数人——的不假思索的使用；它若被很多人使用，就会霸道地要求你也会照着别人的样子去使用；语言就像水，别的东西越洗越净，而水却会越用越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