鸳梦蝶影｜民国文坛“鸳鸯蝴蝶派”小说的是是与非非(3)

而鸳鸯蝴蝶派在这样的历史大局面前掩耳盗铃，几乎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一种逃避现实的虚无主义的态度，这种主观选择最终使这类小说终免不了一场游戏一场梦的悲催结局。
鸳鸯蝴蝶派的小说作者大多都有着报刊从业的经历，民国期间报刊的商业化是一个显著的时代特点，而由此带来这类小说的商业化的定位，一如今日追求流量化的写作一样。这样的一种写作只能是一种消遣性、娱乐化的媚俗方向的写作，对小市民、小女生等这类群体阅读趣味的按需供应使作品本身的格调和思想呈现出一种贫乏的精神特质，从而与当时的社会现实的大局有着一种深度的格格不入的错位。
这种直面现实的勇气的缺失造就了鸳鸯蝴蝶派小说先天性的不足。
鸳鸯蝴蝶派的小说最盛时作者达二百余人，包天笑、徐枕亚、张恨水、吴双热、吴若梅、程小青、孙玉声、李涵秋、许啸天、秦瘦鸥、冯玉奇、周瘦鹃等人是这派小说的代表人物，而民国第一写手张恨水更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的《啼笑因缘》《春明外史》等至今都被人常常提起，但更多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烟消云散、风过无痕。

而回过头来看，这类小说中如今留下的经典篇章多多少少都对当时的现实有一种委婉而含蓄的批评，比如张恨水的《啼笑因缘》、包天笑的《沧州道中》等具有一定的影射和批判现实的意味，但这样凤毛麟角的篇章不足以撑起这一派小说的天下，终于在新文学的时代潮流的冲击下分离崩析，被扫进历史的故纸堆中而元气大伤，最终在时代的风云变幻中从苟延残喘走到了穷途末路。
从某种意义上说，鸳鸯蝴蝶派就是一种通俗文学，它本身来说未必就是十恶不赦。
但放在民国那个特定的历史场域中去审视，泛滥于十里洋场旧上海这样的一个畸形繁华的都市中的这些风花雪月的文字，有一种“隔江犹唱后庭花”的失重感，这样的一种写作被人诟病是理所当然的，这也是与传统的文人家国情怀这样的使命感背道而驰的，这注定了它在那段历史坐标中的负面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