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伯的礼物｜访谈：疫情让我们看到减少工作不会让世界终结(2)

那是伦敦春天的一个温暖的夜晚，人类学家、LSE的教授大卫·格雷伯坐在屋顶上。由于疫情导致的全球旅行禁令，我们的对话是在网上进行的。但是，除了病毒及其对社会/政治/经济的影响之外，我也们利用了这个难得的机会讨论了他的大部分著作——从《无政府主义人类学碎片》（Fragments of Anarchist Anthropology）和《债》（Debt），到《规则的乌托邦》（Utopia of Rules）以及他最新的著作《狗屁工作》（The Bullshit Jobs）。他所有的这些著作在疫情期间，看起来与现实的相关度更高了。格雷伯自称为人类学家和无政府主义者。但是，如果你称呼他为“无政府主义人类学家”，他则不会高兴，因为这一框架并不存在，他也在这次交谈中解释了这一点。格雷伯也是一名社会活动家。在过去的一、二十年里，他参与了非常多的社会运动和抗争。
并且，占领华尔街运动中的非官方口号“我们是99%”（We are the 99%）经常被归功为他的手笔，不过他坚称这个口号和运动中一切其它事物一样，是集体的功劳。
西方民主政府是如何利用这场公共健康危机对公民实施威权主义措施？为什么医护人员不在疫情期间罢工以争取更高工资？如果我们关闭华尔街几个月，会发生什么？为什么我们只能在科幻小说中看到作为特效的飞车？无政府主义规则如何在危急之中让秩序陷入混乱？为什么我们不想依靠中美军队拯救地球？
以及最后，一个醉酒后的咒骂，是如何变成一本畅销书的？
在疫情期间，不管进步的还是保守的政府，不管是无政府主义者还是ISIS，似乎都在讲相同的语言：待在家里，洗手，避开人……而且人们一直都在听官方讲话而没有太多抗议发生，开始足不出户接受新的规则。我们很长时间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了。这是怎么回事？
格雷伯：好吧，在疫情期间，没那么多人疯狂到可以完全不理会医学建议。
它让我想起了19世纪的法国政治思想家圣-西蒙——他可能是第一个提出“国家消亡”概念的人。他认为，如果国家以科学基础重建，最终它将不需要依靠胁迫，并且因此它甚至不再是当代意义上垄断着暴力的国家。
为什么？
格雷伯：出于同样的原因，他说，医生不需要威胁说要揍你一顿，来让你信服他开出的处方。你知道医生知道一些你所不知道的事情，并且你相信医生是在从你的利益出发。圣-西蒙认为，一旦国家在科学原则上理性地建立，公民将以同样的方式行事，这样强制将变得没必要。也许会有几个疯子拒绝服用他们的处方药，但是人数不会多到足以改变任何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