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伯的礼物｜访谈：疫情让我们看到减少工作不会让世界终结(4)

怎么说？
格雷伯：在自由民主社会，一个国家法律结构的全部合法性，通常来自于是某种关于人类自由的理想。美国的权利法案始于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集会自由。在实践中，为了抗议而聚在一起的人的集会——这本应是定义什么是美国人的本质——却被认为不如想要卖东西给你的人的集会更合法。
如果你向大多数中产阶级美国人指出这一点，他们会表现得难以置信。他们并没有规则是公平的这种预设。总之，他们会说：“但是，你当然有权集会，只需要许可证，这有什么问题？”因此，你必须说“好吧，如果你必须征求警察的许可来印刷某些东西，那就是没有新闻自由。如果你必须征求警察的许可才能说些什么……”然后他们会说，“但这不一样！有交通问题。你不能啥都不管就那么聚集。这会妨碍人们走在街上。”这很有趣，因为我不记得宪法中的任何地方提及过“畅通无阻的交通权”。
我们在占领运动中吸取了这一教训。在他们将我们驱逐出营地之后，令人震惊的是，有多少中产阶级美国人在他们继续践踏人权法案时只是耸了耸肩，而这本来正是他们教他们的孩子们要引以为傲的……
你们是在占领一个公共空间吗？
格雷伯：任何空间。在他们从祖科蒂公园（Zuccotti Park）把我们驱逐出来后，我们试图重新建立一个新的营地，因为……好吧，至关重要的是，所有人都知道我们在哪里。这对于最初的占领是如此有效：城市中任何想参与的人都能够知道他们可以去哪里，并立即接洽上。
起初我们以为我们可以转移到华尔街附近的很多地方，这些地方属于圣公会教堂，教堂那边本来已经同意了，但是教会的等级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最终他们退却了。无论如何，我们有一个由诸多主教引领的游行，尝试占领。警察殴打了我们，媒体拒绝放出牧师的任何镜头，出现在镜头上的只有戴着面具的人，以便让行动者看起来暴力和可怖。
接下来我们占领了一个通宵开放的公园，然而他们改变了公园的规定。然后，我们得到了法官的一项裁决，只要我们不占用人行道一半以上的空间，就可以睡在那里。而纽约市马上通过一项命令，宣布曼哈顿下城为紧急区域，不适用于法律决议。因此我们决定占领那栋签署了《人权法案》的建筑物的楼梯，这栋建筑物恰好就位于华尔街附近，但它不在城市的管辖权内。我们立即被特警队包围，两天后，他们找到了迫使我们离开那里的方法。
我们尽一切努力建立了合法的替代方案。但是州政府完全粉碎了那些他们教孩子的，使他们因为自己是美国人而自豪的法律原则，而媒体甚至没有对此进行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