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伯的礼物｜访谈：疫情让我们看到减少工作不会让世界终结(8)

这是否印证了“在危机中每个人都变成社会主义者或者无政府主义者”的老话？
格雷伯：我住在格伦菲尔大厦（Grenfell Tower）挺近的地方，在我所住的街区，人们早已认识到政府基本上在一场危机中毫无用处。当两年前发生火灾时，他们完全搞砸了。你会想，一个世界第五大经济体国家的政府不会认为给数百名幸存者找个地方是个很困难的事情，然而事实是，教堂团体和自发的社区团体不得不在狭窄的地方运作所有事情。
所以，尽管人们普遍认为无政府主义会使秩序变为混乱，但实际上它可以有助于将混乱变为秩序？
格雷伯：我总觉得有些可笑，人们一直说“天哪，我们不能没有警察，因为如果我们摆脱了警察，每个人都会开始互相残杀！”我发现他们从不会说“我会开始杀人。”“嗯……没有警察？我觉得我会拿枪射杀别人。”每个人都假设别人会这么做。
实际上作为一个人类学家，我知道当警察消失时会发生什么。我甚至在警察实际上消失了数年的马达加斯加的农村住过，他们在我来之前就消失了。这几乎没有带来任何影响。好吧，财产犯罪确实增加了，谋杀却减少了。当警察在一个财富差距更为严重的大城市中消失时，毫无疑问偷窃将增加，但暴力犯罪完全不受影响。
但当我们讨论组织，我们需要扪心自问为何我们认为威胁打人、开枪或把人在肮脏的房屋内关上数年以维护任何形式的组织是必须的。那样认为的人们对组织并没有多少信心，不是吗？
无政府主义者如何处理疫情呢？
格雷伯：我认为现在许多人正在了解，独立于自上而下、军事作风的政权他们可以做多少事情。在紧急情况下，某种粗暴且现成的共产主义总会出现：它们有不同的纲领，有的根据每个人能力，有的根据每个人的需求。
他们的行为源于简单的效率：那是唯一真正有效的方法。但当然危机共产主义往往与专制且从上至下的社会制度截然相反。就像市场交换系统，命令与等级的系统成为了人们无法承担的奢侈，虽然经常在危机的第二阶段，也就是形势放缓时，它们将恢复。
比起福柯，第一阶段更像圣西蒙，人们认可的唯一权威是某种真正基于某种专业知识的权威，几乎没有人会和试图给他们接上断腿的医生吵架。
大多数我所知道的革命社区达成了一种平衡，他们试图尽量广泛地传播知识，但是由于这个特定的原因，人们确实对具有专业知识的人怀有信任。我所知道的最接近无政府状态的地方在疫情期间做的并不差，我想到墨西哥的萨帕塔社区，还有罗贾瓦——叙利亚东北部主要的库尔德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