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作家之妻”的人生蜕变(6)

新婚之初，和子用镜头记录下的和巳，正在灯下点读汉文
1966年，和巳被明治大学文学部聘为助教授，担当六朝文学、日本文学的讲义与日本文学的演习课。这份工作只做了一年，因为在1966年末，即将退休的恩师吉川幸次郎决定请他回京大文学部中文专业担任助教授，并请小川环树亲到镰仓，“三顾茅庐”地请和巳回京都。
这种稀少的“指定接班人”式的荣耀，在京大中国学领域的其他师徒之间，已有不少佳话。然而对和巳来说却充满矛盾，一方面他在文坛出道，得到东京方面文艺界名流的诸多支持，比如著名的编辑、《文艺》杂志的总编坂本一龟。他对和巳寄予厚望，曾经是三岛由纪夫的伯乐（他还有个非常有名的独子，即坂本龙一）。还没有写多少作品就回京都，等于是背叛了东京的文艺界。因而坂本一龟大怒，说他回京大等于“坐上了安全晋升的传送带”。另一方面，当时苦于神经衰弱的和子根本不想回到“男尊女卑风气严重”的京都。
1967年正月，和子直接给吉川幸次郎电话，非常强硬地说，擅自把好不容易来到东京的和巳拉回京都，我觉得很困扰。我不会去京都，我要跟他分开住，分开住可能导致离婚。
“以中国伦理护身的大学者说：夫人，请不要说可怕的话。”
——和子这样回忆吉川幸次郎的反应。这大概是世上所有关于吉川的回忆里最冷漠揶揄的片段。
在“京都中国学”的传统与魅力之前，和子的抵抗与东京文艺界的挽留与反对黯然失色。换言之，京都中国学的风气浸染在和巳骨血里，他走得再远，都不能逃离这种咒语般的召唤。和巳曾剖析自己对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的感受与身处其间的撕裂感：
写一页文章，好比在肉体上钉一枚五寸钉。做学问虽辛苦，但可以收获切实的积累之感与进步之感。与之相比，创作中时常有直面虚无的劳作，然而其中也有无可替代的自由天地。一旦尝过这样的滋味，作为自由的代价，就会被刻上一生无法磨灭的罪恶烙印；想要从当中完全逃离，恐怕是不可能的。（高桥和巳《乐园丧失》）
和巳不久便答应恩师回京大工作。未受儒家伦理洗礼、代表“法国式知性”的和子确认过这点，立刻在这年春天独自去法国散心，并一直住到了九月末。妻子的出走令和巳非常震惊，没有人帮他打包书籍，也没有人帮他用报纸包好杯盘碗盏，得独自去京都找房子……这一切都令他痛苦。
就在和子漫游欧洲的时候，和巳受《朝日Journal》之邀，以特派员身份访问了中国。他们第一站到香港，随后是广州、上海、南京、天津，最后抵达北京。这是和巳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来到中国，是他早已在古典诗歌中想象了无数次的国度，虽然眼前的风景已与古诗里的有所不同，但他怀着深切的爱眷和好意看待这一切。并买了当时流行的军装、军帽作为纪念，有些羞涩地穿在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