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奖得主莫言谈“翻译家功德无量”、“中国不缺优秀译员”(4)

（图源：“莫言”微信公众号）
“我们要走出去，但是我们要走的应该是真正的中国文化，善意的有所改动，可以接受，像葛浩文，把故事的结局都改动了，那还叫莫言的作品吗？”李景端说，我们需要对莫言的作品进行冷静的分析，得诺贝尔奖是好事，但不能因为得诺奖，就丧失了中国文化本身应有的尊严。
当然，也有持支持观点的，认为翻译行为中的删改是正常的，应该充分肯定海外译者的意义。比如，苏州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季进表示，中国当代文学在西方的传播，主要面临语言的障碍和文化的障碍，尽管海外译者的翻译方式存在一些争议，但正是他们的参与，才保证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有效性。
“如果你不经过这种改写，没办法披上一个外国语言文化的外衣的话，恐怕很难得到真正的接受。像王安忆的《长恨歌》，其开篇的《弄堂》，在翻译时也是被删掉的；阎连科的《受活》，海外译者对河南方言的处理，也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像‘受活’的翻译，在河南话中有苦中作乐的意思，被翻译成“列宁之吻”。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还是应该充分肯定海外译者的作用。”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杨乃乔则提出了翻译过程中的“创意写作”这一观点。他说，葛浩文在做翻译的过程中，在译录语的语际下，抄用译录语际下的民俗观念等等，对莫言的小说进行转换，这种方式是可以被允许的。
“为什么？首先译录语文本，必须要满足译录语语际下的读者阅读，就像杨宪益与夫人戴乃迭合译《红楼梦》，他们做的是异化翻译，在本土语际下读起来会有隔膜。大卫·霍克斯（David Hawkes）的翻译The Story of the Stone（《石头记》，即《红楼梦》），他在翻译的时候做了大量的创造性的再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