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可西里》与《2012》：中西方不同的生态关怀与文化取向(3)

就叙事技术层面而言，电影文本综合运用了零聚焦的全知叙述、内聚焦的人物叙述以及外聚焦的人物叙述等多种方式，侧重运用大量外聚焦的人物叙述，主要从作家哈里森一家和科学家阿德里安外聚焦的方式展开叙事。
作家哈里森一家在灾难前并不和谐，而是离异和相互隔膜的，随着灾难的逼近和在灾难中历经磨难，一家人终于逐渐相互谅解、相互理解、相爱愈深。
这种具有特定使命的人物视角的选择在好莱坞灾难片中颇为典型，它具有多方面的作用：
作家一家代表的平民身份正契合了绝大多数观众的身份和立场，他们在灾难中行为和心理的历险无疑更能牵动观众的心，加剧故事的惊险性和节奏的压迫感，大大增强故事的吸引力。
同时，他们代表的家庭第一、爱情第一、生命第一等普世性价值观也为观众所普遍认同，他们在灾难中显现出的平凡人的美好人性更能激励人心，使灾难电影不至于在世界末日的演绎中毁灭人们的希望（也因此，末日拯救、化险为夷，是灾难片普遍采用的“光明的尾巴”）。

这样的视角选择无疑是十分平庸的。
作为精英知识分子代表，科学家阿德里安介于政府工作人员与平民之间的思考抉择，在国家至上与生命至上之间徘徊，最终不屈服于强权压力而争取生命权利，这也契合了观众心理的普通人的价值选择，而不是政治家的价值选择。
科学家的出现无疑增加了虚构灾难的仿真性，也便于故事内在叙事逻辑的推进，而且科学家视角含有的价值矛盾以及聚焦对象的双重性，可以有效加剧影片的矛盾冲突。
如果说平民家庭主要是从行动、情感层面推进故事情节的矛盾冲突，那么专家角色则从思想、价值观念层面增强故事内在的矛盾冲突。
在专家最终倒向平民英雄的价值选择中，隐喻着在人类之爱的伟力映衬下科技的无能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