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可西里》与《2012》：中西方不同的生态关怀与文化取向(5)

这样平庸的叙事视角和叙事姿态决定了此片无法对好莱坞生态电影有新的贡献，无怪乎被欧美专业评论人士批为“喜剧”。
《可可西里》
德国著名导演兼摄影家、“新德国电影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维姆·文德斯曾说摄影机的功能是双向的，它既展示拍摄的对象也展示拍摄者的视角。
他把“视角”看作是影像制作者对存在于他的拍摄器材前的事物的道德感和敬意。
当《可可西里》的影像在眼前逐渐舒展，我们更能充分体会这句话的内涵和分量。
导演陆川一再强调这部影片是写人的挣扎、写人性的，担心人们把它当成生态片。
所幸导演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表白并没有遮蔽影片的生态意义，对于可可西里和这里的人们的真诚敬意，以及对这里的生态灾难和生态危机的深入反思，使得电影的叙事视角自然浸透着深沉的生态伦理意识，显现在叙事视角、叙事手法和叙事态度上，就呈现出与《2012》这样追求“票房第一”的好莱坞生态灾难片的区别。

《可可西里》的宁静淡定和《2012》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影片没有哗众取宠的感官刺激，也没有廉价煽情的所谓温馨桥段，只有朴实真挚的情感、冷静理性的思索在其中静静流淌。
影片类似纪录片的风格，延续了80年代生态电影的朴素精神，以零聚焦全知叙述的方式远距离呈现出人与动物和自然相互依存的生态思想，总体上舒缓的叙事节奏使影片具有了古典静穆之美。
同时，影片更注重人物外聚焦叙述方式的运用，以北京来的有着一半藏族血统的记者的视角，近距离地刻画可可西里这个生态系统中复杂的人。
这个具有特殊身份的记者视角的设置，对电影文本的生态伦理表达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记者有着一半藏族血统，从北京来到可可西里仿佛返回精神血脉中的故土，对这里的人、动物、山川都饱含深情。
影片常借助他的眼睛去展现这片土地令人敬畏的纯净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