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思想考古丨詹明信：灾难的辩证法(7)

更矛盾的是私人手中的金融累积体系（西奥多·罗斯福称之为“巨大财富的罪犯”）造成的有害影响：这比过去偶尔出现的百万强盗大亨还要戏剧性。如今的这些巨大财富——几乎没有因后里根时代的税收而受损失，也没有被极微弱的遗产税影响——成了对一度被赞许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以及后来被更虚伪地被吹捧为股东民主的东西）的嘲讽。关于竞选财政改革的谨慎辩论，只揭开了私人掌握的巨大财政权力的面纱一角，这种权力让个体可以成为类似于国中之国的存在，赋予他们一定的政治乃至军事自主权。
关键是要记住，本·拉登就是其中一个这样的个体。抛开异国差异的掩饰，本·拉登就是金钱在私人个体手中积累的原型，也是这一过程的毒果：如果不加控制，就会让各类行动获得超乎想象的自主性。还有阴谋论的问题，就我们所知道的而言，电影《塘鹅暗杀令》（Pelican Brief）【7】讲的不是既定商业和政府机构中的惯常做法，而是任人唯亲的偏袒。这种难以遏制的偏私的发展也体现在基地组织中，基地组织与其说是全球化的新世界中的一种新颖奇特的政党组织形式，不如说是富人的私人爱好。
同时，9·11这一具体的突击式行动象征性地袭击了全球化金融资本主义的一个罕见的中心。它反西方的特点已经非常清楚了，它体现在穆斯林的端庄礼仪和家庭价值观中，后者是拒绝不道德的西方放纵和消费文化的标志。反全球化政治的对手们肯定很快会把本·拉登的政策与一般意义上的反全球化运动联系起来，把“恐怖主义”视为一种与晚期资本主义及其世界市场逻辑做误导性对抗的可怕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本·拉登最重要的政治成就是挫败了西方新生的左翼反对派。然而，与恐怖主义撇清关系的冲动并不意味着要放弃对全球化的根本的理论批判，而是说这种批判要把对本·拉登运动炫耀地利用的伪穆斯林立场的伦理政治批判也包括在内。政治不是伦理：这个说法不是说它是非道德、非伦理的（相反，它是集体的，超出了个人伦理的问题），而是相反，政治旨在解释为什么政治极端主义常常是由伦理纯洁性的范畴驱动的。
可怜的斯托克豪森（KarlheinzStockhausen，德国作曲家、音乐理论家），在一阵突发的巴塔耶式死亡狂热中，他把世贸大厦的毁灭敬称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美学姿态，这让他立刻被社会遗弃。然而，斯托克豪森坚称的这一行为本质上的美学性质并没有错，它从任何意义上说都并不真正的是政治的。他突然的表态表明，我们还要从这另一个美学及“图像社会导向”的维度，来加强对恐怖主义行动的伦理批判与标准的战略性描述——它是一种对媒体发话甚至征用媒体的绝望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