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思想考古丨詹明信：灾难的辩证法(5)

如果说有什么东西真的永远改变了之类的，那就是正如人们普遍观察到的：少数总统【3】被合法化了。他令人愤慨的财政任务被顺从地接受了；他滑稽的（也是代价高昂的）武装提案，以及更邪恶的监控国家的扩展，都以爱国主义的普遍复兴的名义进行宣传、并由我们前面讨论的普遍震惊、悲痛、哀悼和由此产生的愤慨感受准许了。
我还想再补充一点关于这种集体感受的所谓普遍性的观察，因为它对应着现代关于交流的最有影响力的乌托邦幻想之一，而且它更可能是在左翼而非传统右翼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就是基于新闻媒体的承诺和潜力的普遍主体间性的概念。我认为它隐含在沟通的概念本身中，被看做是两个孤立的个体主体性之间的通道或联系（比如体现在哈贝马斯很有影响力的哲学中）。如果你能设想最初在事实上分开的两个单子可以以某种方式重新统一起来，为什么不继续假设有一个集体网络，把多样的它们都统一起来呢？（这个乌托邦式的幻想立刻辩证地翻转为原型共产主义式的昆虫聚落异托邦，或者没有个体性的集体心灵的蚁丘。）即使这样的情况有可能，我觉得它也只能被消极地想象；积极的版本，比如电影《第三类接触》（Close Encounters of the Third Kind）中善良的外星人的到来，是令人烦腻且缺乏说服力的。
正如萨特经常说的，一个集体只有在面临外部威胁、危险和敌人时才会统一起来，现在我们见到的显然就是这种情况。我曾在其他地方指出，这种时刻——即媒体研究中处处强调的媒体的乌托邦潜力：从哈贝马斯到对互联网的幻想、从约翰·菲斯克（John Fiske）【4】到左派对大众民主的猜测——在肯尼迪遇刺后的一两天内将会显露出来【5】；回过头来看（在加上现在的事件带来的后见之明），这种情况似乎也是由于媒体应对这类事情时相对缺乏经验，由于他们的笨拙，以及试图应对这种情况时在技术上的天真；那么在这里，我们也可以修正一下公认的智慧——不是美国，而是它的媒体，肯定已经不再清白无罪了。
至于袭击本身，我们需要记住历史事件从来都不是完全准时的（尽管这次的袭击事件、其暴力的突然性看起来如此）而是延伸进历史时间的前前后后，它逐渐地展开，显露出事件历史性的各个维度。必须指出的一点无疑是，是美国人自己在巴基斯坦秘密警察的帮助下，在我们秘密参与苏联对阿富汗战争期间制造了本·拉登。而他随后转而反对他的创造者，这似乎为辩证法的倒转提供了一个教科书式的例子（而我们之后会看到，辩证法的教训比这里提及的还要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