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西方哲学新编》第二章世纪之交的各国哲学第一节生命哲学(2)

生命哲学又是一种新的人生观和道德观，几乎所有的生命哲学家都涉足伦理和美学领域，这绝非偶然。19世纪末期，自然科学获得重大发展，但对于解释和改善人的道德的任务，却无能为力。宗教也失去了指导人们精神生活的权威。生命哲学对生命本质的思考满足人们对新的人生观的渴求。生命哲学家告诉人们，广义上的生命（世界）是什么，人的生活（狭义的生命）应该是什么。柏格森有一句名言：
我们做什么取决于我们是什么，但必须附加一句，我们是自己生活的创造者，我们在不断地创造自己。
生命哲学家们普遍认为，人的道德生活应当是创造，而不是服从；应该是实践，而不是沉思；应该是进取，而不是保守。最后需要注意的是，生命哲学虽然具有反唯科学主义倾向，但这并不意味着反科学。因为生命哲学家反对的主要是自然科学的机械论的理论基础，而自然科学的基础并不一定是机械论。科学史上历来有机械论和生机论的争论，只是17世纪以来的自然科学以经典物理学为范式，机械论才取得统治地位。19世纪末生物学的发展激发了生机论的复兴，这是生命哲学产生的一个理论背景。生命哲学家往往站在生机论的立场上批判机械论，企图为科学提供新的理论基础，改变科学的发展方向。从客观效果上看，生命哲学对自然科学发展有一定的影响。例如，把自然界看做是过程的观点导致了物理学中的“唯能论”；关于理性产生于非理性、意识来源于无意识的猜测使得心理学家注意到下意识的研究；
把生命本质看做是创造进化的观点引起了对达尔文进化论的改造，进化论由强调自然选择转向强调变异。
更为重要的是，生命哲学的科学观把“科学”的概念由自然领域扩大至人文社会领域。科学研究的对象不再是自然界的事物，而是一切有生命力的事物，自然事物只是其中的一类，科学研究的更重要的对象应当是社会和人的精神现象。根据这个道理，狄尔泰做了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分，并且强调研究人的生活的精神科学比自然科学更为根本，更为重要。很多生命哲学家在历史学、社会学、伦理学、美学、宗教学、人类学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都做出了卓越贡献。生命哲学家中有两位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奥伊肯和柏格森，足见这一哲学思潮的影响和贡献之大。
在不少中国人的印象中，生命哲学是和反科学的立场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印象在很大程度上与30年代发生的那场“科玄之争”有关。平心而论，张君劢等人利用柏格森关于科学与哲学的区分，认为科学不能解决人生问题，从中并不能得出哲学必然是反科学的结论。只是在科学精神刚被引入中国的环境中，人们对柏格森哲学的理解与已经认识到唯科学主义弊病的西方人的感受完全不同，这 才出现了把生命哲学家看做“玄学鬼”的不实之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