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保护者”到“暴君”：乔治三世在北美殖民地的形象蜕变(6)

提出《汤森法案》的英国财政大臣查理·汤森比尔曼在此问题上的见解与之类似，他认为，在开征印花税问题上，乔治三世“是无辜的”，“那时候，他暂时处于神经错乱状态，法案是由一位摄政王批准的”。而对于《汤森法案》法案的推出，比尔曼夫妇相信，这并非完全出于国王的本意：“说什么乔治三世想出了这一大套限制措施并强行使之在议会通过这样的神话，应当看作幼稚的无稽之谈而不予理会；那些法令是英国的地主和商业资本家本身或别人替他们起草的，他们通常将北美看作可以为了伦敦的利益而加以剥削的地区，毫无疑问，英王乔治赞成这些漂亮的计划，并在美洲民众突然起来大胆反抗法律和秩序时感到悲痛，但他并不是那项把在美洲的英帝国事业搞垮的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塞缪尔·莫里森则提醒读者，在对待殖民地问题上，乔治三世抱有妥协态度的初衷，他先是暗示议会中的朋友，投票赞成废除《印花税法》，随后，当希尔斯巴勋爵曾建议用更换特许状的方法来惩罚马萨诸塞，国王拒绝了他的建议。
当然，在处理北美殖民地问题上，乔治三世并非白璧无瑕。他即位时，英国国内政局动荡，首相如走马灯般更换，内阁更迭频繁。1761年皮特辞职后，接下来的首相任期都不长：比尤特伯爵11个月，格伦维尔不足两年半，罗金厄姆不足一年，皮特重新执政两年，格拉夫顿公爵一年，直到诺斯上台，内阁才获得10年左右的稳定。政局变幻不定，导致殖民地政策失去了连续性。例如：印花税问题上，格伦维尔要求强行推行，而皮特主张废除，前后不一，加剧了问题的复杂性。历史学家事后回首也不免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在18世纪60至70年代，英国一贯地进行更为强有力的统治，或者始终如一地保持进一步的安抚策略，或许（英美）分离之事在18世纪可能不会发生。”
结论
革命的爆发兼具必然性和偶然性。而造成偶然性一个重要因素是贯穿其中的诸多误会和误读。其实，这并不需要等到革命结束后再检讨与反思。早在美国革命爆发前，伯克就预见到革命结果就是迈向灾难性僵局的不信任不断“升级”。对此，他曾感慨：“美利坚人已经编造了一个发现，或者说认为他们已经编造了一个发现，这个发现就是我们英国人要压迫他们：我们也编造了一个发现，或者想当然认为我们已经编造了一个发现，就是美利坚人打算发动叛乱对抗我们......我们不知道如何前进；他们不知道如何后退……但是，最后有一方要屈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