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平：从《金瓶梅》的民俗与语言看其故事发生地(8)

《古今小说评林》

当《金瓶梅词话》发现之后，先是郑振铎先生于1933年在《谈<金瓶梅词话>》[7]一文中说，“书中有许多山东土话，南方人不大懂得的，崇祯本也都已易以浅显的国语”。
“我们只要读《金瓶梅》一过，便知其必出于山东人之手。那末许多的山东土白，决不是江南人所得措手于其间的”。
紧接着吴先生、鲁迅先生以及胡适先生也都力主此说。
50 年代之后，大多数研究者依然主张山东方言说，如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就说道:“作者十分熟练地运用山东方言。”
有趣的是，即使那些表示不同意见的也首先肯定用的是山东话。
如1940年姚灵犀在《瓶外卮言》中说，小说讲述的是山东的事，当然应当用当地的土语。
由于京城是四方杂处之地，在京城做官的人都会说北方话，山东离京城非常之近,又是水陆必经之路，南方人擅长北方话的很多。
再者,《金瓶梅》中的方言,南方人也全懂，所以很难说作者是北方人还是南方人。
实际上姚灵犀并未否认《金瓶梅》的语言是山东话,只不过是说南方人也有可能是作者而已。
进入80年代后,开始出现了不同观点。
1982年朱星在《<金瓶梅〉的词汇、语汇札记》中指出，《金瓶梅》基本上是用北方官话写的，因为故事发生在山东清河县，所以对话中有些山东方言，但不全是。
西门庆与官场人来往,对话用文言，只有家中妇女,尤其在骂人时,用些山东话,但也不是太多。
因此所谓山东方言一说太笼统,山东有一百多个县，方言很复杂，纯山东方言词汇并不多。
1984年黄霖先生在《<金瓶梅>作者屠隆考续》一文中也认为,《金瓶梅词话》的语言相当驳杂,其方言俚语并不限于山东一方，几乎遍及中原冀鲁豫以及苏皖之北，甚而晋陕等地都有相似的语言与音声，中间又时夹吴越之语。
同年张惠英女士在《<金瓶梅〉用的是山东话吗?》一文中认为，《金瓶梅》的语言是在北方话的基础上，吸收了其他方言,其中吴方言特别是浙江吴语显得比较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