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文化如何振兴(2)

在实践层面，毛泽东不仅强调中国农民内在地具有勤劳、勇敢、智慧、乐观等宝贵品质，指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⑥]，而且与当时的进步文艺工作者频频互动。他鼓励和要求文艺工作者将对大众的政治情感化作审美情感，多去描摹农民群众的正面形象和英雄事迹，纵使批评也要自觉地 “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⑦]。新中国成立后，文化大众化特别是尊重乡村、尊敬农民的精神内涵，一直贯穿于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文化改造和建设历程。在他的号召下，农村题材成为文艺创作的热点， 《红旗谱》 《创业史》等反映农村新秩序、新气象的文学作品，以及赵树理、柳青等与农民血肉相连的现实主义作家大量涌现，有力配合了当时农村的社会改造和移风易俗。例如，柳青在 《创业史》中，运用鲜活的农村生活素材，深刻描摹了党领导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给中国农民的思想、情感、思维方式、心理状态等带来的巨变，用生动的农村故事讲述了农民“翻身”特别是 “翻心”的伟大转折。
《创业史》一经发表便在农村引起热烈反响，主人公梁生宝也成为土地改革和合作化进程中经典的农民形象，鼓舞了几代人。总体上，大批农村题材优秀作品的出现，使农民在文化舞台和社会舆论中不再是曾经旧戏舞台上的 “渣滓”[⑧]，而是成为有血有肉的主流、正面形象; 乡村也从传统历史叙事的边缘、盲区中走出来，开始以昂首阔步的崭新面貌赢得全社会的关注和尊重。可见，文化环境的转变为乡村精神面貌的彻底革新奠定了基础。
二、以本土文化资源促进乡村文化内部凝聚整合
近代以来，中国乡村曾长期面临结构破碎、产业荒芜、精神空虚的困境，小农因其固有的涣散性、脆弱性而无力改变生存现状，在历史怒涛中如飘萍般自生自灭，反映在文化和普遍心态上则是“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⑨]。而刚刚获得解放、分得土地的农民往往满足于传统意义上的“发家致富”，对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支援国家工业化建设等宏观主题不够理解，也缺乏相应的积极性。毛泽东认为，分散、低效的小生产以及文化的低迷和心态上的自卑，与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要求是格格不入的，必须帮助农民在思想文化层面进行社会整合和动员，使他们 “组织起来”，对乡村社会结构和文化生态加以彻底改造，增强农民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从根本上改变乡村落后的面貌。对此，毛泽东的主要探索方法之一就是利用农民熟悉的乡村话语、本土素材，增强乡村文化的凝聚力和农民的集体身份认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