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文化如何振兴(3)

首先，利用本土素材，塑造乡村 “地方性知识”，重塑乡村生活的公共性，引导农民变 “散”为“聚”。在乡村社会传统的父权、夫权、族权、神权等因素被否定后，党的组织领导成为最关键的组织资源[⑩]。在有大量传统因素遗存的乡村社会，除了依靠行政手段、物质利益引导来动员农民外，还必须依靠与生活密切相关 “地方性知识”[11]来建立和维持新的社会秩序，即要求一定范围内的农民要尽可能成为一个分享共同历史记忆、遵循一致或近似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有共同或近似生活理想的集体。历史地看，这个目标主要是在政治动员和引导农民进行教育和整合的过程中实现的。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在开展农民运动时就经常一方面组织农民开会作调查研究，一方面从了解他们的痛苦和需要入手，引导他们基于自身生活经验，反思和控诉被压迫、被欺凌的悲惨命运，借助凝聚共同的苦难记忆来塑造农民的阶级意识、集体意识。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配合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各地遵照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广泛开展开会诉苦、讲家史村史、 “算细账”、“忆苦思甜”、“典型思想讨论”等活动，大致内容都是依靠动员农民结合自身生活实际，主动发声来营造群体情感，进而引导农民以集体的、阶级的观点去认识社会历史，理解并贯彻党的政策。例如，为动员农民落实土地改革政策、保障抗美援朝，毛泽东指出必须在全国农村普遍开展组织动员和宣传教育，“务使全国每处每人都受到这种教育”[12]，以帮助农民真正理解土地改革和爱国增产运动的重大意义; 为了提高农民的思想觉悟，中央要求在开展教育动员时应当注意 “使农民的生产和国家的要求联系起来”[13]。在这些精神的指导下，全国各地普遍开展群众性教育活动，通过引导组织农民讲家史、村史，诉说与自己生活最直接相关的地主压迫的苦，使农民明白 “现在的一切都是国家给的”[14]，“我们能从封建时代吸人血的地主之下解脱出来，全要归功于毛主席和党”[15]。
比如，在湖南醴陵，工作队通过访贫问苦，与农民群众建立了感情，引导他们 “由个别诉苦到大会诉苦，以苦引苦达到贫雇农的翻心”，帮助他们逐渐从阶级的角度理解彼此共同的苦难记忆， “在思想上与地主阶级分家”，意识到 “船帮船客帮客，叫花子帮荒客”，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对党、党的领袖和政策的信任和拥护[16]。总之，此类活动充分利用乡村本土素材，通过引导农民群众 “说话”，使涣散、凋敝的乡村社会文化空间被公共议题、共同记忆所充实，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不断强化的集体精神乃至阶级感情。曾经一盘散沙式的农民逐渐建立阶级归属感和集体凝聚力，乡村形成自身的舆论和村庄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个道义乃至行动的共同体，乡村生活的公共性明显提高。这对乡村社会结构和基层政治秩序的破旧立新具有关键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