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文化如何振兴(5)

毛泽东将农民本有的能动性改造、提升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奋斗精神，是对中国农耕文化优秀品质的批判继承和现代化改造的一个缩影。一方面，他始终强调革除农民文化性格中自发、盲动的落后成分，对乡村文化价值进行改造和提升。毛泽东清楚地意识到农民的文化性格中有 “自发性和盲目性的一面”[21]，有 “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的残余”[22]。因此，他告诫全党 “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23]，要将农民的思想觉悟认识水平提升到无产阶级的水平，使农民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文化模式的深层结构得到科学化、现代化改造。具体到农民群众的能动性，他强调要区分科学的积极性和小农心态固有的急躁盲目性，“提倡以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为一切言论行动的标准的社会主义精神”[24]，鲜明反对 “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25]等盲动观点和急躁冒进的情绪，将农民群众本有的朴素的能动性转变为现代的、科学理性的能动性，从而实现在继承基础上的改造和提升。
另一方面，毛泽东大力倡导继承传统农耕文化的优秀精神内核并赋予其当代价值。以对农民群众的能动性认识为例。毛泽东认为，中国农民自古就有吃苦耐劳、勤勉顽强的性格，虽由于封建生产关系的长期延续而不可避免地带有小农的盲动色彩，但 “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26]，只要善加引导和改造就能够符合社会主义的时代要求并化作乡村发展的精神动力。他反复强调，“我们应当爱惜农民和干部的任何一点微小的社会主义积极性”[27]，要引导农民将朴素的能动性改造为符合社会主义建设要求的 “敢想、敢说、敢做的大无畏创造精神”[28]。在主持编辑的大型文献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他选编了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各地农村的先进事迹报道，并撰写一百余篇按语，亲自讲述农民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事迹，其中不少都是农民敢拼敢闯、克服重重困难甚至 “土法上马”进行生产建设的故事，体现着憨厚质朴、吃苦耐劳、勤勉顽强、诚实肯干等中国农民传统品格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焕发出的新生机。
比如，河北遵化西铺村王国藩 “穷棒子社”以 23 户贫农和 “三条驴腿”筚路蓝缕的事迹，山西省平顺西沟村李顺达金星农林牧生产合作社、辽宁省锦县刘玉如合作社、安徽通城县开明义合作社艰苦奋斗的事迹，当时在全社会广为传诵。毛泽东亲自号召全国学习借鉴的山西昔阳县大寨公社更堪称这方面的典范。他将农民朴素的能动性赋予了社会主义建设中不等不靠、自力更生、“争气”等新的时代意义，这些精神气质既是中国农耕文化记忆深处的传统基因，又适应一穷二白的国情和农业合作化的现实需要，因而短时间内就使得乡村社会精神面貌为之一振。这种奋斗精神不仅成为当时乡村建设的精神动力，其中一些人和事至今仍是当地的一张文化名片，仍起着教育人、鼓舞人的作用。比如，王国藩的儿子王子华表示，依靠集体力量勤俭苦干改变命运的 “穷棒子精神”早已成为当地的 “传家宝”[29]，鼓舞了几代人的生产和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