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文化如何振兴(6)

毛泽东对乡村文化品格的传承改造提升，明确表达了乡村及其文化发展价值导向，清楚表达了迫切要求改变命运的农民群众对理想乡村生活的期待，描摹了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对社会主义新农村、新农民的愿景，彰显了乡村的独特价值。尽管当时的乡村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尚待提高，但乡村已不再是凋敝残破的家园，而是成为寄托着社会主义劳动者、奋斗者美好期许的生机勃勃的热土。
四、讲好乡村故事，提高乡村社会的文化地位
文化要常葆生命力，除了自身内容必须回应时代关切、具有先进性之外，从外部看还需要跃出其原生环境，在更广阔的范围内传播并与异质文化展开对话、互动。乡村文化不仅产生、服务于乡村，更应成为现代中国新文化的活跃组成部分。只有促进社会化传播，乡村文化才能更好地巩固自身的主体性，增强内生活力，进而彰显自身的独特价值。
20 世纪 50 至 60 年代，在 “缩小三大差别” “反修防修” “培养革命接班人” 等政治话语背景下，工农商学兵等 “各条战线”纷纷总结先进经验、树立先进典型，广泛开展学习、竞赛，掀起了“比学赶帮”的热潮。在毛泽东的支持和指导下，工业领域的大庆油田、农业领域的山西大寨公社等成为全国闻名的模范典型，解放军的优良作风和政治工作经验被推广到全国，逐渐汇成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比学赶帮”内容大多集中在政治思想领域，这场热潮固然并非当代意义上的文化交流，但剥离其意识形态色彩，它客观上大规模、有组织地促进了乡村优秀文化、农民良好形象的社会化传播，对实现工农、城乡、军地之间的文化互动，提高乡村社会的文化地位，增强乡村文化的自信和活力具有重要意义。
总之，这场 “比学赶帮”的用意和内在机制是动员干部群众学习先进经验，用先进典型带动一般、全局[30]。毛泽东特别重视典型示范的作用。1958 年 1 月，他亲自拟定 《工作方法六十条 ( 草案) 》，特别强调了典型经验的示范作用和推广典型经验的必要性。在这场热潮中，以 “愚公移山”精神事迹被毛泽东嘉许为 “好例”[31]的山东莒南县厉家寨、将穷山沟改造成为 “层层梯田米粮川”并在大灾之年做到 “三不要”的山西昔阳县大寨村、在厉家寨精神鼓舞下因 “青石板上创高产”而被周恩来誉为 “北方农业的一面旗帜”的河北遵化县沙石峪、修建红旗渠改变干旱困境的河南林县等一批乡村先进典型闻名全国。其中，山西大寨及其带头人陈永贵被毛泽东亲自推为乡村的一面旗帜。除全国典型之外，各地方也挖掘塑造了自己的先进典型。一时间，从 《人民日报》到地方性报纸、杂志以及话剧和影视作品等，乡村典型故事、先进事迹大量涌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