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视野中的多重“逸品画风”(16)

究竟如何才能表现出此种效果，高居翰并没有从技法的角度作出专门的论述，但石慢（Peter C. Sturman）在书评中指出，所谓抒情的表达，是以职业画家融入其光学经验（optical experience）来呈现的。从高居翰所举的例子来看，首先是部分南宋的院体画，包括传为南宋马远、梁楷、夏圭等画家（生卒年均不详）的作品；随即越过元代，来到晚明的苏州，将张宏（1577—1652后）、李士达（活动于1574—1620前后）和盛茂烨（活动于17世纪）的画作看作是诗意画的典型（图19），与石慢的论述基本符合。而日本江户时代后期的诗意画，如池大雅、与谢芜村（1716—1783）等也都延续了这路画风。正如《绘事鄙言》中所言，伊海和池大雅都被认为是当代的“逸格”画家。

图19 明代，盛茂烨，《平沙落雁》，盛茂烨、陈焕、沈明臣、李士达、沈宣，《潇湘八景图册》，八对开册页，纸本水墨设色，24X25.2厘米，弗利尔美术馆藏。当然，西方学者的类似理解，也并非完全孤立地从东亚语境出发。首先，在西方艺术史中，诗意的绘画被认为出自18到19世纪归为浪漫主义的一些画家，如约翰·康斯泰布尔（John Constable,1776—1837）、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Caspar David Friedrich，1774—1840）、法国巴比松画派（Barbizon School）的让·巴普蒂斯特·卡密耶·柯罗（Jean-Baptise-Camille Corot, 1796—1875）等。康斯泰布尔善于捕捉自然界瞬息变幻的特性——云、光和空气。他曾以天空为题画了无数习作，因为它是“基调、标准和抒发情感的主要工具。
” 柯罗充满光线变幻的绘画被称为“抒情风景画”。（the lyrical landscape）。第二，西方19世纪30年代以来兴起的先验主义运动，其中代表性的著作有爱默生的《自然》（Nature，1836）和亨利·大卫·梭罗的《瓦尔登湖》（Walden，1852），表现了心灵与自然的统一，而风景画是将这种统一表现为视觉的途径。在西方艺术史传统中，自然、气候和光线的变化，体现了诗意的情感、怀旧的乡愁和神创的自然。正如大英博物馆的劳伦斯·比尼恩（Laurence Binyon, 1869—1943）在其初版于1908年的《远东绘画：以中国和日本的图像艺术为主的亚洲艺术导论》中，将牧溪的《烟寺晚钟》（图20）与19世纪法国画家米勒（Jean-Francois Millet,1814—1875）的《晚祷》联系在一起，认为是饱含诗情的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