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视野中的多重“逸品画风”(6)

图8 明代，张路，《苍鹰逐兔图》，轴，绢本设色，158X97厘米，南京博物院藏。二、《逸品画风》观点的西方延续《逸品画风》一文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西方人得以理解“逸品”，是因为岛田提到了其与禅画之间的关联，而这些保存于日本的禅画，正是西方较早接触到的中国画。如喜龙仁在1956年出版的《中国绘画：代表性大师与原则》中，就将南宋牧溪的禅画作为“逸品画”看待。而在中国古代画论中其实并没有直接的依据。《逸品画风》译入美国之后，在1970年波士顿美术馆出版的重要图录《禅宗的绘画与书法》中，撰写者同样提到，“逸品”一般采用水墨画，笔墨粗犷、不遵从“骨法用笔”，五代的贯休被看作是第一个采用“逸品”风格的禅画家。1982年，迪特里希·泽克尔（Dietrich Seckel）在《禅宗艺术》一文中，则将梁楷的《六祖斫竹图》看作“逸品”的典型（图9），认为禅画在所有传统画风中，选中了唐和五代兴起的“逸品画风”。
这些观点实际上都没有脱离岛田对“逸品”的描述，以及对这一风格范畴内画家的列举。

图9 南宋，梁楷，《六祖斫竹图》，纸本墨笔，轴，73x31.8厘米，东京国立博物院藏。另外，岛田认为唐代的“逸品画风”在北宋神宗时代被文人画观之作所取代的观点，也被西方学界所接受。如哈佛大学的中国艺术史研究员卜寿珊（Susan Bush）等在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初版于1985年《早期中国画论》中（图10），即提到了李嗣真所论的“逸品”（Untrammeled Class或i-pin）。在她看来，逸的范畴（i category）最初是一种无法被归类的才华的群体，这种分类法得到了朱景玄和张彦远的回应，并影响了后世。在张怀瓘的《唐朝名画录》中将“逸品”单列，三位画家“拒绝正统”，为许多唐代之后的画论提供了样板。唐代以后的画家对过往发展出历史的视角并采用不同的途径来为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分类。黄休复的《益州名画录》中仍然采用了神、妙、能分类，但将“逸格”放在三类之前，而非其后，意味着“不受规则限制的画圣”（Sage of Painting outside the ru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