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视野中的多重“逸品画风”(7)

后世“逸品”的地位衰落了，这种分类的方式也被其他的构建所取代。

图10卜寿珊（Susan Bush）的《早期中国画论》继美国学者李雪曼（Sherman E.Lee,1918—2008）在1962的《远东艺术史》（A History of Far Eastern Art）中，将禅画归于“天然风格”（Spontaneous Style）之后，《逸品画风》的英文译者高居翰曾撰写《中国绘画史三题》，其中包括《中国绘画的率意与天然：一种理想的兴衰》一节，主要的观点几乎全由岛田论文而生发。在文中，高居翰将“率意”（quickness）与“天然”（spontaneity）指向画论中的“逸品”，事实上这两个称谓源自岛田所论的“粗笔”与“简略”。在高居翰看来，在北宋的苏轼时代，即出现了一种新观念：文人画家独享率意与天然的理想，即占领了“逸品”之地位，他们贬低职业画家的策略之一就是将其置于趣味繁琐枯燥的一端。
这一观点也来自岛田文中提到的神宗时代文人画观导致“逸品画风”式微的认识。与岛田一样，高居翰认为，在南宋时期，“逸品画风”一度走向了禅画的领域，影响了禅师和服务于其他领域的画家。在12世纪晚期和13、14世纪，禅画家采用“率意”与“天然”的画风，创作了一些极其简洁明晰的图像。高居翰赞赏广泛意义上的禅画，也包括诗意画，如《潇湘八景图》等，并将其作为“逸品画风”的传承者。同时他看到，文人画评并不接受这类“逸品画风”的特质。对文人画家而言，“率意”与“天然”的理想必须用规则的笔法来调和，不容许脱离常规的真正自由。高居翰并不承认在后世画论中一再出现的倪瓒（1301—1374）的“逸品”与唐代“逸品画风”有任何真正意义上的联系，因为倪瓒的绝大多数画作似乎是在相对严格的控制下构思完成的。元代的还原早期“逸品”的画者，在他看来是擅长墨法的方从义（1302—1393）。
（图11）另一个“率意”与“天然”画家出现的时期，则是明代晚期，画家包括吴伟（1459—1508）、唐寅（1470—1524）和徐渭(1521—1593)。但当时的画论家，如李日华（1565—1635）、谢肇淛（1567—1624）、詹景凤（1532—1602）和张丑（1577—1643）皆倾向于认为这一时期已不应实行“率意”与“天然”的画风。明亡之后，这一路画家又出现了石涛（1642—约1707）及扬州画派诸人等。但最终，高居翰认为：“率意和天然模式起初具有超越规则的重要意义，却以成为对法则、创造和艺术表现力的失败作出补偿的一种常规方法而告终。” 在后记《写意：中国晚期绘画衰落的原因之一》，高居翰又提出，“率意”与“天然”的创作模式使晚期画家匆忙完成过多的作品，但每一幅都思考不足，用心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