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视野中的多重“逸品画风”(8)

因此“率意”和“天然”模式起初具有超越规则的重要意义，却以成为对法则、创造和艺术表现力作出补偿的一种常规方法而告终。

图11 元代，方从义，《云山图》（局部），卷，纸本水墨，26.4 × 144.8 厘米，大都会博物馆藏。这篇论文在岛田的基础上进一步试图解决“逸品画风”在画史脉络中走向的问题。文人画观对“逸品”的占领导致南宋禅画等类型的画作没有受到肯定，晚期的类似画风又仅仅继承了“粗笔”和“简略”的表面样貌，却失去了早期的独创和活力。换言之，高居翰以“逸品”这一画史名谓的内涵变迁，试图指出晚期中国画史中部分“逸笔”之作千篇一律的模式化特点，在此画史和“逸品画风”共同走向了衰落。二、亚历山大·索珀《石恪与逸品》中的再度论述
继岛田之后，布林茅尔学院的艺术史教授，亚历山大·索珀（Alexander C. Soper，1904—1993）于《亚洲艺术档案》发表了论文《石恪与逸品》。《石恪与逸品》一文主要研究了日本正法寺所藏的五代画家石恪名下的《二祖调心图》。这是现藏于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的两个对轴，从风格来看很接近牧溪、梁楷一类的粗笔禅画人物。索珀就这件画作提出了几个疑问。首先，关于画的题名《二祖调心图》，究竟是表现两位禅宗祖师还是禅宗二祖慧可，他认为两种画题似乎都能成立。第二是钤印的真伪，该画中有南唐“建业文房之印”、北宋哲宗时代出土的鸟虫书印鉴“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徽宗的“宣和”“政和”连珠印、南宋高宗的“德寿殿宝”等，但这些印被证明都不可靠。根据索珀的推测，这件作品的年代在于宋末元初，甚至更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