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有多重要？中国古代刑律的礼教化与去礼教化(7)

中国历史上的礼与法，由混一而分化，再由对立而融合，历时久长，过程曲折。而自汉代以降，儒法合流，德主刑辅、以刑弼教的原则开始重新主导中国的政教思想和实践，其地位不可动摇。然而，19世纪末，西洋文明挟威力而来，列强环伺，国势颓危，面对此亘古未有之大变局，革新政教之变法终于不可避免，而在此过程之中，礼的支配性权威受到挑战，礼法之一体格局开始被撼动。
光绪二十八年（1902），清帝发布上谕：“着派沈家本、伍廷芳将一切现行律例，按照交涉情形，参酌各国法律，悉心考订，妥为拟议，务期中外通行，有俾治理。”中国法律近代化运动由此开启。此后十年间，修订旧法、制定新法之事渐次进行，围绕修法原则的取舍则争议不断，并在《大清新刑律》的制定过程中达于顶点。争议的焦点，正是礼、法之关系。

沈家本（1840-1913），字子惇，别号寄簃，清末官吏、法学家。新法家代表人物，浙江吴兴人。
光绪三十二年（1906）四月，修律大臣沈家本和伍廷芳将仿照西法编定的《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呈上，奏请试行。清廷将草案发下审议，观其于现下“民情风俗能否通行”。湖广总督张之洞据此上奏，以为该法“大率采用西法，于中法本原似有乖违，于中国情形亦未尽合”。
张氏所言，正是我们熟悉的儒家礼法观。张氏以此为据，对移植之新法展开批评，则透露出中西古今两种法律传统内在的歧异和紧张。这种紧张在后来围绕《大清新刑律》草案展开的论辩中，变得更加突出。
光绪三十三年（1907），中国第一部西式刑法典草成，名《大清刑律草案》。据沈家本奏称，“是编修订大旨，折衷各国大同之良规，兼采近世最新之学说，而仍不戾乎我国历世相沿之礼教民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