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有多重要？中国古代刑律的礼教化与去礼教化(6)

据此，德为刑之主，而刑为德之辅。德先刑后，德主刑辅，方能为治。在汉代，礼法、德刑的这种关系，在微观层面上的表现，则是以儒家经义断决疑狱蔚为风尚，而董仲舒本人，正是一位开风气之先的经义决狱的宗师。
尽管在历史上，法出于礼，且广义的礼与广义的法颇多重合，但在精神上，礼与法指向不同，其功用亦异。故言礼者，注重人的心志与动机，以期正本清源，扬善抑恶，化民成俗。而在儒学传统中，坚执这一立场，并将其方法发挥到极致的，正是董子所传承的春秋公羊学派。

电视剧《白居易》（1994）剧照。
唐人白居易所辑《白氏六帖事类集》亦记有董仲舒经义决疑一例，其事与仁德有关：
君猎得麑，使大夫持以归。大夫道见其母随而鸣，感而纵之。君愠，议罪未定，君病恐死，欲托孤，乃觉之，“大夫其仁乎！遇麑以恩，况人乎！”乃释之，以为子傅。于议何如？仲舒曰：“君子不麝不卵，大夫不谏，使持归，非义也。然而中感母恩，虽废君命，徙之可也。”
为臣而废君之命，是一种性质严重的过犯，在继承秦制的汉代尤其如此。然而，董子却因为其纵麑系出于恻隐之心、一念之仁，而认为“虽废君命，徙之可也”，这种大胆见解无疑是承自先秦儒家。董子又引据《礼记·王制》君子 “不麛不卵”之语指责大夫“不谏”为“不义”，也同样颇具儒家底色。
以经义为法典，以历史故实为判例，解释空间极大，要达成真正符合儒家义理且妥当可行的解释，对应用者心志、知识、经验、技巧均有很高要求，实属不易。故“陋儒酷吏，遂得以因缘假饰”。尽管如此，着眼于长时段的历史变迁，由董仲舒提出的“更化”议程，以及他亲力亲为的经义决狱实践，无疑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业已分化的观念、制度和人群，将在一个新的基础上重新统合起来：礼与法并为礼法，德与刑合为德刑，儒生与文吏融合为士大夫。由此确立的礼法观念和德主刑辅格局，支配中国社会达二千年之久。
清末变局之下的法与道德：礼、法不两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