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有多重要？中国古代刑律的礼教化与去礼教化(5)

董仲舒（公元前179年－前104年），西汉哲学家，儒客大家。
儒生之为一社会群体，以研习五经、传习礼乐见长，故于崇尚势力的战国和群雄蜂起的秦汉之际，无所用其长。然而，待到天下甫定，秩序建立，“得天下”转为“治天下”之时，儒家的重要性便开始显现出来。秦始皇时即已征召儒生为博士，以儒术缘饰政事。汉家天下既久，更为儒家展示其政法理念提供了足够大的舞台。汉初，与黄老之学盛行同时，儒学亦得复兴，儒生日渐活跃，其政治上的影响力渐次显现。陆贾作《新语》，叔孙通制礼仪，贾谊、王臧等以儒术教太子，卫绾为丞相，以治申、韩、苏秦之言者乱国政，奏定罢举贤良。至武帝诏策贤良，董仲舒对以“天人三策”，系统阐述儒家政治理念，一举奠定了汉政的意识形态格局，其影响至为深远。
董仲舒的策对开篇即云：“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继则云：“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以礼乐为致治之道，仁义为政治之本，这是孔子以后儒家的一贯主张，故董子之言略无新意。然而，重新确立天的至上地位，将王道安置在天道的基础之上，这在子产讲出“天道远，人道迩”，荀子喊出“制天命而用之”之后的西汉，却不仅是对早期传统的复归，也是一种基于传统的创新。
董子对礼法问题的阐述，即在此天人关系的架构中展开：“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王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
我们在这里看到先秦儒法之争的延续，只不过，西汉之时，厉行法家政策、将法家治国理念发挥到极致的秦政已然破产，而成为论政者引以为戒的一个反面典型。如此，董仲舒所代表的汉儒的法家批判，便有了一个历史的和道德的制高点，其关于古之王者以德善教化天下的论说，也就显得更有说服力。不过，董子申明仁义礼乐之道，反对任刑，并非简单地拒斥政刑，而是要摆正礼与法、德与刑的关系。天使阳出布施上而主岁功，使阴人伏于下而时出佐阳；阳不得阴之助，亦不能独成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