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有多重要？中国古代刑律的礼教化与去礼教化(4)

着眼于此，亦可以说，“礼法”所表征的，是某种由个人的道德修为，到家庭伦理、社会制度、国家体制，再到族群及国家间关系，乃至于天下文明的一整套秩序，其间虽涉及不同事物及主体，但又紧密无间，一以贯之。此一视野中的“礼法”，甚至不仅仅是化人于无形的“德教”，同时也是有形的强制性规范。
形成于汉代的德主刑辅：礼、法相融
儒、法既然皆“务为治者”，其学说自然都具有实践色彩。惟春秋末期以降，传统社会组织逐渐解体，社会生活的世俗化、破碎化日甚，物欲横流，世人以诈力相尚。在此种背景之下，注重理性、讲求效率、长于计算、最重功利的法家学说，便很容易成为各国变法的政策基础。
故第法家多实行家：子产铸刑书，变法以救世；李悝相魏文侯，“尽地力之教”，所撰《法经》，开汉、唐法典之先河；吴起以兵家名，曾为楚国令尹，有著名的“吴起变法”；申不害为韩相十九年，行法、术之治，终其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商鞅喜刑名法术之学，以李悝《法经》入秦，大举变法，富强秦国；而出于荀子门下的李斯，辅佐秦王赢政并六国，一天下，奠定郡县帝制，而令法家的事业达于登峰造极之境。海内初定，李斯又上书始皇帝，极言禁言、禁心之重要，因奏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

纪录片《从秦始皇到汉武帝》（2016）画面。图为剧中人物李斯。
这一典型的法家政策，也将礼、法之间的对立和紧张推至极端。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秦虽备极强悍，却终二世而亡，这一巨变给人的教训似乎是，法家急功近利，其治国理念和政策固能奏一时之效，却非久长之计。史家谓其“严而少恩”“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诚为的论。虽然，继之而起的汉，几乎全盘承继了秦之政制。汉初诸帝实行的“无为”之治，不过是简朴少事、与民休息的社会政策，未及制度层面的改造。
在制度的设计和实践方面，基于法家思想而构造的文吏政治仍居于主导地位。儒生广泛介入政治，与文吏相抗衡，进而援礼入法，重新确立礼的主导地位，是在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此诚为中国古代政法思想及实践上的一大转折，而促成这一转变的关键人物，则是西汉大儒董仲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