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学生，我怎么看待西方文化？（转）(3)

人权的问题必须要回到阿甘本的“神圣人”中思考，阿甘本敏锐地发现，如今西方政治体系完全可以在规定“例外状况”③的情况下摧毁任何人的人权，并且合法。谁都可以是“精神病”“恐怖分子”“残疾人”“其他民族”，只要愿意的话。定义的模糊、边界的混淆、伪民主的盛行又推动了“例外”的发生——每个人都拥有不属于自己的人权。所谓自由与人权，在今天早已失去其语境，变得任人宰割、随意包装了。倘若动物保护组织真的在乎生命，那么他们应该也将视线转移到赤裸的难民身上。难民恰好是西方政治悖论的最佳实例，这是对《人权宣言》《自由宪章》最有力的拷问。所谓繁荣的世界，其实充满各种怪诞的裂痕。每个人都对裂痕的存在心知肚明，然而他们却只能谈论繁荣——容纳多数人的裂痕是少数人繁荣的背景板。自由与人权理应是解放的，倘若它们失去了这一光彩，就必须有人重新为其着色。

二、

大众对西方文化的了解是浅显且过时的。浅显的危害在于对西方的绝对反对，而失去了扬弃的机会；过时的危害则在于否定西方文化是流动的，尤其对马哲的认知仍然停留在中学教育阶段，即一百年前的世界，用过去的视野去观察今天，一定是会割裂的。如今，马哲在西方的发展仍有新的活力，本质上，它依旧是对资本主义体系最强有力的武器，可这种本质在布尔乔亚的吞吐中不断被消化了。
一方面，人们对于理论是排斥的，相信哲学无用论，甚至相信文科无用论的人大有人在，迷信技术革命、生产力爆炸会消除阶级的人也不在少数。诚然，理论是西方的术语，但资本主义世界正是依靠理论所建构出的，无论顺应还是背弃，都无法破解它，唯一的办法，就是用“理论”击败“理论”，而建立理论的前提是需要学习理论，学习理论的前提是有独立思考能力，独立思考是需要逻辑支撑的，逻辑又需要培养理性精神，回到原点，需要启蒙。于是，这就成为了教育问题。我的结论很明确，应试教育已经不适用当代社会的发展，过时的教育制度只能产出过时的思想认知。另一方面，理论确实没有现实作用。不能依靠传统知识分子的胡搅蛮缠来建构理论，却又无法生产出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④，对社会而言，确实没有作用。而对个人来说，如果只是依靠兴趣去学习理论，那热情迟早会浇灭。
需要一些实际的惠利的刺激有机知识分子的生成，并且一定要摈弃建构意识形态为主导的理论——这不会有任何好处。依旧要去思考大禹与其父治水的区别，是疏通还是堵塞？哪一个能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