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限制与被筛选，女性面临的职场问题源远流长

王笛，出生于四川省成都市，澳门大学杰出教授，美国城市史学会（UHA）最佳著作奖得主，首届吕梁文学奖得主，国内微观史和新文化史研究和创作的代表性人物，其著作《袍哥》、《街头文化》、《茶馆》享誉中西方学界并进入大众视野。
本文节选自王笛2021年新作《那间街角的茶铺》，《那间街角的茶铺》入选2021名人堂人文榜·年度十大好书、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年度二十大好书”、腾讯读书2021年原创十大好书、2021百道好书榜年榜·人文类等榜单。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能够了解到抗战时期的妇女是如何进入成都茶铺的，以及她们进入茶铺后所要面对的职场性别冲突、社会舆论压力、政府限制等各种问题。
战时大后方，1937—1945
妇女遭受着国家和社会的双重压制
文/王笛
No.1
妇女进入茶铺
成都茶铺中的工人基本都是男人，但抗战时期，妇女开始在茶铺谋生，称“女茶房”。在传统中国社会，妇女也是经济的重要支柱，但主要是从事家内劳动，像家务、纺线、织布、做鞋等，或外出当保姆、佣人等。
在农村地区，妇女还参加各种田间劳动。如果说也有妇女在公共场所谋生的话，那么基本上都局限在演艺和卖淫，被视为非常不体面的营生。
容忍妇女出入于茶铺，使妇女能在公共空间占一席之地，恐怕是战时“下江人”对长江上游社会和文化的重要贡献之一。
抗战时大移民是成都妇女进入茶铺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直到1937年，茶铺基本上还是一个男人的世界，按照此君在《华西晚报》上的文章《成都的茶馆》，成都茶铺虽然多如“过江之鲫，可是饮者中，女人都很少，差不多十分之九以上的饮者都是男士”，除了公园和风景区的茶铺，其他茶铺的女子“可谓寥若晨星”。
抗战全面爆发之后，许多难民从长江下游进入成都，其中也包括许多民间艺人。这些男女艺人仍然以唱为生，表演“大鼓”或“大鼓书”者为多。
1939年初，中山公园惠风茶社的老板请求政府允许“清唱”，以弥补售茶的亏本。在其请求书中，他说茶铺损失甚巨，只好设法吸引更多顾客。他称从下江来的演员“声音清雅，词调新韵”，受到观众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