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限制与被筛选，女性面临的职场问题源远流长(3)

1940年，十来个歌女在清和茶楼的大广寒歌场演出。晚上，在明亮的舞台上，客人可出20元点歌女演唱，歌女得8元，老板得12元。没有得到点唱的歌女由老板付5元。
据《华西晚报》报道，该歌场一开，“扬州妓女均愿纷纷投效，盖一经登记，彼辈则都属职业歌女”。这样可以保证她们的生计，以防被驱逐。战时，政府禁止公共场所包括饭馆、旅店妓女的活动，但是有人批评，那些“国难富翁”，照样到戏院与妓女混，还美其名曰“捧歌女”。
一般茶铺一碗茶3角，但大广寒歌场却要3元。演出从傍晚6点开始，许多“捧客”聚在那里，观看浓妆光彩的歌女一曲又一曲地演唱，忘了前方还在浴血奋战。作者悲叹“频年烽火急，犹唱后庭花”，表达了他的失望之情。不过他的文章也揭示了残酷的战争并未能打断人们的茶铺生活这样一个事实。
No.3
女茶房
1942年周止颖在《华西晚报》上发表《漫谈成都女茶房》，称女茶房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代，一些妓女在苏州的茶楼出没，这些茶楼称“花茶坊”。但是我认为，这些妇女并非女招待，而是艺人，相当于元代费著的《岁华纪丽谱》中所说的在成都茶坊演“茶词”者。但是，直到抗战全面爆发，茶铺还没有女招待。
1937年女茶房在成都出现是一个新现象，引起社会的极大关注。妇女进入茶铺充当女招待，在成都代表着一个重大进步，既是雇佣形式的变化，亦为茶铺生活和文化加入了新因素，改变了妇女的公共角色和性别关系等。
当时地方报纸对她们亦有不少报道，既有关于她们的个人生活，也有关于她们的职业经历，还有工作场所与男堂倌、顾客之关系，提供了关于她们经历的珍贵信息。
茶铺女招待兴起的直接原因，是由于战争难民的涌入。日本入侵造成大量逃难者进入成都，成都处于长江上游，相对保守封闭，即使从晚清以来内陆社会的逐渐开放，人们对妇女的公共角色的态度也已经开始发生了变化，但对妇女在公共场所的出现仍然有不少禁忌。
这些进入成都的战争难民，带来了沿海地区相对开化的文化和观念，对妇女进入公共场所工作，也持较开明的态度。而且在战争刚开始时，人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民族危机，战争进程事关生存，罔顾其他。对于精英和国家来说，恪守道统在这时也并非当务之急，因此当妇女进入到茶铺工作，也未见政府和社会的强烈反弹。
先是那些在最繁华的春煕路高等茶铺如益智茶楼、三益公等，不仅提供包房以吸引顾客，而且开始使用女茶房。女茶房甫经出现，男顾客便趋之若鹜，到这里不过为一饱眼福，还可趁机与女招待调笑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