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桂丽：“日记百年万口传”——李慈铭的交游和阅读(10)

张老师今天这个报告非常全面、深刻，这与她十多年来投入的精力和花费的功夫有直接关系。我本人收获很大，这里主要想讲两点感想。一是怎么去判断和分析李慈铭日记的史料价值；二是对新版《读书记》的编排方式谈一点看法。
首先，这本日记跟一般、别的日记不同，李慈铭不仅仅把它当做日记来写，而且把它作为一种有创意的作品来写。最关键的是，他从一开始或者在早期时候，就有意无意地把日记散布出去，让大家来传抄。这就有别于我们一般理解中日记私密性很强的印象。可以比较一下，像翁同龢、胡适这些人，可能都有将日记传世的想法，但在他们生前，大概很少把日记拿给外人特别是那些不熟悉的人看（胡适生前只是出版了《留学日记》）。李慈铭却恰好相反。
李慈铭这样做，与他个人经历和处境大有关系。他是以捐官形式进入京城的，沉浮郎曹，十分艰难。在北京不但要生活，还要积极准备参加科举考试，解决举人和进士这两道难关。所以，他比那些中了举人、进士，再到北京来做官的人负担更重、心理压力更大。我觉得这些经历对他的性格、生活都是有影响的，愤世嫉俗、狷介的性格由此形成。于是，他便借助日记中的臧否人物来表达自己的心情和看法，日记中很少对他人有“恕辞”。
这样一来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李慈铭日记其实当时就参与和介入了现实生活。这种日记，成为研究的材料后，按照法国年鉴派史学家布洛赫的说法，可以称为“有意”史料。换句话说，李慈铭写日记，当年有很明确的目的。因此，如果我们想更完整、全面地了解李慈铭日记的史料价值，就不能把这个日记仅仅当做平面的、白纸黑字的文献，而是要把它作为一种立体的东西来看，回到当时的历史场景中，去考察日记形成的过程。我们在研究历史人物的时候，常讲知人论世。所以在关注李慈铭日记的同时，也要关注他的生活，去看他的生活对日记的撰写产生了什么影响。
此前张舜徽先生认为李慈铭读书做得不够深。对于这个问题，似乎可以用一种理解的态度来看。李慈铭并不是一个专门的学者，只是一个普通京官。和乾嘉时期那些脱离闹市、躲在书斋中做学问的学者不同，李慈铭虽然勤奋，也只是读书面非常广博而已，不宜用汉学家的要求来衡量他，何况，很大程度上李慈铭可能也有借此标榜和沽名的意思，毕竟他是一位名士。
众所周知，李慈铭骂人很厉害，大家都怕他。他在光绪十六年（1890）做御史后，也参过孙毓汶这些权贵，词锋非常犀利。这让我联想到在光绪初年，李鸿章曾邀请他担任问津书院的山长。这件事给我一种感觉，可能李鸿章也不想或不敢得罪李慈铭，邀其掌教，也有借机笼络的目的（当然具体原因可以再详考）。再比如说翁同龢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五月与康有为唯一的一次见面，后来他把日记篡改了，将康有为换成了李慈铭，并写到“举世目为狂生”的评价。翁为什么不选他人而选李慈铭呢？恰恰说明在他的眼中，李慈铭狂傲是人人皆知，甚至代表了当朝显贵对李的基本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