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制造《低俗小说》？(5)

通过一种不那么直接的方式，《低俗小说》也似乎出自1945年欧洲夜生活的某种戏仿性复本。剧本的一部分是塔伦蒂诺在阿姆斯特丹写的，他非常熟悉洛杉矶新潮、充塞着毒品的文化，在那里，国际艺术家与桀骜不驯的年轻影星混聚在类似于比弗利山庄“犰狳”（Tatou）这样的俱乐部中。让人不由得想起战后巴黎的“禁忌”（Tabou）俱乐部，尽管美国版有一个更含糊的哲学认证。
据1995年某期《花花公子》说，“犰狳”（Tatou）能获得一定的地位是因为它的时髦主顾身穿黑色衣服。老板告诉记者马克·埃尔曼（Mark Ehrman），他的老主顾们着迷于“新黑色电影的心理状态”，他们想“在现实生活中体验黑色电影的意味—某种必然导致悲剧的极乐”（1995年5月，144）。这些地方—不管塔伦蒂诺知道不知道—看上去倒像是《低俗小说》中那些法外之徒的出没之处。不久之后，我们看到特拉沃尔塔［《周末夜狂热》和《都市牛郎》（Urban Cowboy，1980）中的夜总会潮人］在夜色中驾驶红色雷鸟车（T-bird）。

再换一个角度，《低俗小说》也可以被说成是戏仿性地重复了好莱坞作为犯罪电影市场的历史。对于好莱坞建制来说，它仍然过于黑暗，于是在奥斯卡的竞争中不敌《阿甘正传》（Forrest Gump，1994），一如《双重赔偿》在1944年败给《与我同行》（Going My Way，1944）。但是又一次，过去和当下之间的区别需要被检视。塔伦蒂诺和阿瓦里获得了最佳编剧奖，这也许是因为他们的电影比怀尔德和钱德勒的少些威胁。总之，《低俗小说》缺少历史上那些最佳黑色电影的严肃性和独创性；历史在这里只是作为一出血腥的不合逻辑的闹剧重现，而不是一个悲剧或犀利的讽刺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