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奇逸：诗人的平衡——屈曹陶李杜王白欧阳苏高下论(27)

（三十二）
什么守身如铁！只是浑着把大官高官来当。如果说早年白居易的诗诤是其一种跃跃向上的生命形式的话，中年与晚年的脱事得官才是他生命形式的真率态度。我们且读他的《初除尚书郎脱刺史绯》诗：“亲宾相贺问何如，服色恩光尽反初；头白喜抛黄草峡，眼明惊拆紫泥书。便留朱服还铃阁，却著青袍侍玉除；无碍娇痴三岁女，绕腰啼哭觅银鱼”。从这诗里可看出，得知自己升了官，白居易及家人有多真率的兴奋劲呵！其晚年为保证这种生命态度得以全神贯注到终归道山，其规避锋芒，全力拥上，高级平衡，讨好枢要则是其行为指南了。逢事庸于世俗机巧，逢人便满口说好贺富贵。此时诗中处处都是‘芳景“；“尊荣”；“吾今太富贵”类的语言。这晚景中一味惜香怜粉，巧成行满的得来，与他早年就设定了的人生目标是吻合的。也就是说，他早年的一点诗诤，曾自以为是地以为是为这大富大贵作的铺垫，但世俗与当政者用贬斥来宣布他错了之后，他立地就改正。
行为可变，方式可变，甚至自己性格也可变，却大富大贵的目标不变。他最成功的中后期仕途，最成功的目标之际，却是他最不成功的艺术创造之季。当然，我们说的这种不成功，并非与一般的人比，而是与我们本文所选出的九人比。
（三十三）
苏东坡与白居易都逢到了朝中有重大的党争之祸的时代。东坡快性利落，言语脱口而出，深陷入了党争之中。白居易谨言慎行，高超于党争之外。东坡能沉，沉于党争中，沉于被贬受责的荒僻处写出了伟大的不朽之作。白居易能浮能躲，平浮于争斗的两边，太太平平地躲于富贵乡中，却也躲过了文化与艺术再一次降临的最伟大的青眼与机会；人物躲得连作品都被历代学者视为“俗”。
（三十四）
白居易在做人机巧、手腕、心思上，远比杜甫、东坡能干得多。当然，除了白的机巧外，白氏诗中的“中庸”也比杜甫、东坡多得多。白居易之诗不仅迎面多有奉承气，其锋芒深陷于匿弢养晦中，读之不仅能让被承奉者精爽神怡，且让人深为他的大才居下位而叹惋。这就是白居易为人精明与老辣火候！老杜诗也奉迎权要，但杜诗多出锋棱，读之使被承奉者感其有不可压抑之雄才。其招仇取祸之才虽不如李白，却过白居易远甚。虽使人怜杜之才，却又生妒而不敢有高荐之心。东坡大摒白居易与老杜之法。他贬官而最少求助朝中权要，更少有谋官复职的穷窘作为。此与三人对人生的终极派定与目标有相当关系。
（三十五）
杜甫早年把作诗与仕途都看得重要。可入川后，便把仕途看轻看开了些，把生存与作诗看得并重。到晚年，其诗甚至看得比生命重要。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天写下的《酬郭十五判官》可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