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时代重归研究视野：帝国研究为什么忽然盛行？(2)

《千年帝国史》，[美] 克里尚·库马尔（Krishan Kumar）著，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6月版。
以下内容节选自克里尚·库马尔所著的《千年帝国史》第一章“帝国的理念”中的“重新发现帝国”一节，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原文作者 | （美）克里尚·库马尔
整合丨何安安
最近几十年来帝国研究重新回归人们的视野
对帝国的反感与漠视是两种情绪，而对帝国进行研究则是另外一回事。霍布森和列宁都痛恨帝国，却同样认为研究和反思帝国的历史是当务之急。约瑟夫·熊彼特亦是如此，他坚信帝国是充满军国主义色彩的返祖现象，因此花费不少精力在帝国研究上。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在意大利、德国和日本，鼓吹对外扩张的政权纷纷上台，企图建立新的帝国。学者和知识分子如詹姆斯·伯纳姆、弗朗茨·诺伊曼，更不必说革命家，一再主张对新的帝国主义的源头进行研究分析。
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学术界，二战后，帝国的热潮渐退。政治上最明显的变化是欧洲海外帝国的解体，包括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和葡萄牙，新的国家由此诞生。这些新国家都是民族国家，基于现代欧洲民族国家的模式建立。因此，理解民族主义，特别是“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变得十分重要。帝国属于过去，而未来是民族的，1960—1980年，共有50个左右的新国家加入了联合国。

奥斯曼帝国与沙皇俄国的奥查科夫之战。
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的马克思主义者，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继续针对帝国主义展开论战，矛头直指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冷战政治。实际上这是一场关于资本主义，以及资本主义施加给发展中国家的影响的辩论。帝国主义被当成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后阶段，而且后者全球化程度更深。因此人们对帝国的认识普遍停留在所谓的“依赖理论”与“非正式帝国理论”。
因为帝国被视作过去的遗留物，人们对历史的具体情节缺乏兴趣，包括帝国的治理原则、帝国的目标愿景以及帝国代表的这种特殊政治实体。于是，人们对帝国既反感，又漠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