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时代重归研究视野：帝国研究为什么忽然盛行？(6)

这是关于大部分非欧洲地区的前殖民地，包括部分学者提出的近“殖民地”，比如爱尔兰和巴尔干国家的讨论的核心。弗朗茨·法农和爱德华·萨义德是这个领域的关键人物，提出了所谓的“后殖民理论”。但也要注意帝国的遗产在人们日常生活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包括不列颠人、法兰西人、俄罗斯人、奥地利人、土耳其人及其他地区的人。很多方面都显示，特别是在二战后，从前欧洲帝国统治地区的人们开始大量迁徙进入欧洲（“帝国回迁”）。这也表明了帝国对前统治地区民众的心理、身份认识以及帝国灭亡后他们的地位，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千年帝国史》中，我对此略有涉及，但主要内容仍是统治者的治国愿景与观念，特别是在帝国的巅峰时期的。帝国的灭亡恰好开启了历史的新篇章，让我们对过去有所反思，也对未来的国家形态产生新的设想。在帝国统治世界的时代，它们对自我的认识一定与今人不同。无论帝国对未来抱有怎样的怀疑与焦虑，它们的统治者都面临着治理多民族人民的任务。
为集中讨论帝国统治者而非臣民，我们必须改变当前的帝国研究方向，主要是脱离“后殖民”一类的理论的束缚，但这不意味着忽略帝国对其治下民众的影响。相反，我们要重新理解统治者与臣民的关系，两者不是简单对立，而是一个休戚与共的整体。正如民族国家虽然也因阶级、种族和宗教原因而存在分裂，但尚能上下一心，帝国的目标也是如此，实现统一的需要超越了帝国内部存在的根本性差异。
这导致了帝国意识形态的产生，即帝国自我认识的方式，一般体现为普世的“传教使命”，为其建立统治与向外扩张寻找合法性，同时被统治族群也能融入其中。意识形态通常表现为宗教形式，比如伊斯兰教、东正教、天主教；也有世俗的形态，比如法兰西推崇的“文明的使命”。意识形态因历史演变而发生变化，后世帝国通常更倾向于世俗。但我们应该记住，是罗马人发明了所谓“教化的使命”。而有些使命是超越历史的。
民族国家也有使命，但是在各民族平等的前提之下，它与帝国的普世使命截然不同。尽管两者存在很多共同点，但这是帝国与民族国家的重大区别。此外，为了实行有效的多民族治理和保障政权的长治久安，统治者会在不同程度上压抑自身的民族或种族认同。这也是帝国最重要的特征之一。
讨论这些问题的出发点是帝国的统治、统治者的治国思想与政治主张。这些在《千年帝国史》中都将有所体现，具体案例为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哈布斯堡王朝、俄罗斯帝国、大英帝国和法兰西帝国。每个帝国在很多层面互有差异，尤其在各自重大变革的时期。后世帝国要面对不同于过去的问题，但所有帝国都曾面临相似的问题，比如在辽阔的领土上如何处理差异化和多样性。传统的历史叙述当然重要，这本书也将提及，但更重要的是厘清帝国形态和帝国作为一个整体的诸多特征。这些问题超越了历史和时间，需要我们对每一个帝国单独分析，体现各自的特殊性。
注：以上内容节选自《千年帝国史》，小标题为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整合丨何安安
编辑丨罗东
校对丨薛京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