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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因果律与时间没有任何瓜葛。对于今天的世界来说，那些被称作康德主义者的人，其实并不知道他们何以成了康德主义者，这看起来像是一个太过露骨的悖论。不过，西方物理学的每一个公式总是把“如何”和“多久”当作本质上不同的东西来揭示。一当某个问题有了归宿，因果律就会把答案严格地局限在“某事发生了”这样的陈述上，而不关心它是何时发生的。“结果”必须是与“原因”有关的必然性。它们之间的距离属于不同的层面，那距离就存在于认知活动（这是生命的一个要素）本身的行为中，而不在于事物或被认识的事物之中。它具有可以克服方向性的广延物的本质，具有与时间相抵触的空间的本质，不过，时间和方向性作为更基础的东西，要先于空间和广延，且是空间和广延的基础。命运诉诸的是同样的程序；我们一开始具有的是命运的观念，只是到后来，当我们的醒觉意识恐惧地看着某个魔力将施于感官世界，并将克服那不可逃避的死亡之时，我们才把因果律看作是一种反宿命（anti-Fate），我们才用它去创造另一个世界，以保护我们，安慰我们。
当因果之网逐渐地扩展到可见的表面时，就会形成一个具有说服力的无有时间的绵延的图象——本质上，那就是存在，但却是充满了由纯粹思想的力量所赋予的种种属性的存在。这一倾向乃是一种认识的基础，所有成熟的文化对这种认识都很清楚，这认识就是：“知识即是力量”，那所谓的力量即是胜过命运的力量。抽象的学者、自然科学的研究者、运用体系的思考者，他们整个的理智生存都是基于因果原则，他们乃是对不可理喻的命运之力量怀有一种无意识的厌恶的“晚期”表征。“纯粹理性”否认超出自身以外的所有可能性。在此，严谨的思想和伟大的艺术处于永久的冲突之中。一方总想原地踏步，另一方总想不断前行。像康德这样的人必定总是觉得自己要胜过贝多芬这样的人，就如同成人总觉得自己要胜过孩子一样，但这并不能阻止贝多芬之流把“纯粹理性批判”视作可怜又可鄙的哲学。
目的论
因此，我们应当把命运看作是原初现象真正的存在模式，在那里，活生生的生成观念直接地向直观的内视打开了自身。故而，命运观念统摄着历史的整个世界图象，而因果律则是客体的存在模式，它从感觉世界中标记出一组清晰地区分的和清晰地界定的事物、属性和关系，因此，它是作为知性的形式统摄着自然世界，遍布于自然世界，后者乃是知性的一个“对体”（alter ego）。
但是，当我们认识到：对于原始人或儿童而言，根本不存在因果地安排的认知世界；而我们自己，尽管属于“晚期”人类，其意识已被强有力的、能言善辩的思维所驯化，但我们所能做的——甚至在最高度关注的时刻（实际上，我们只有在那样的时刻才确实地处在物理世界的中心）——不过就是断言，我们在这样的时刻所看到的因果秩序一直就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现实性之中——每当这个时候，探究因果联系在描述自然时的有效程度，或者说（这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是一回事）探究那一描述必要涉足的命运，就会变得尤其的困难。甚至在我们处在觉醒状态的时候，也要以观相的方式穿着现实的、“活生生的神灵的外衣”，我们这样做是不自觉的，并要借助那根植于生命之深刻源泉的体验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