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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两种可能的世界形式即历史和自然、所有生成过程的观相学和所有既成之物的体系中，命运或因果律是无所不在的。在它们之间，有着生命感受与认知方法之间的全部差异。它们中的每一个都是一个完整、自足但不唯一的世界的出发点。不过，毕竟，正如既成是基于生成一样，因果的知识则是基于对命运的确然感受。不妨说，因果律即是既成的命运，是生成为无机物、且以理性形式作为模型的命运。命运本身（康德以及理性的世界体系的所有建造者，皆以沉默的方式将它轻易打发了，因为他们的装备都是一些抽象物，根本不能触摸到生命）则超越了且外在于所有被理解的自然。不过，存在本身即是源头，只有它能赋予僵死的因果原则以机会，使其在后来的文化戏剧那鲜活的历史场景中作为某一独断的思维的具体化得以显现。古典心灵的生存是德谟克利特的方法得以显现的条件，浮士德式的心灵的生存是牛顿的方法得以显现的条件。
我们完全可以设想这些文化都无法产生属于自己的自然科学，但我们不能设想它们的体系没有其文化基础。
在此，我们又一次看到了生成和既成、方向和广延是如何的相互包容、相互依存，而我们正是因此而处在历史的或“自然”的中心的。如果历史就是所有既成之物与生成过程在其中得以吻合的那种世界秩序，那么，科学工作的成果就尤其需要这样来处理；而事实上，对于历史的慧眼来说，物理学只存在于历史之中。氧气、海王星、重力、光谱分析，对这些东西的发现皆是因为命运才能在当时那样地发生。燃素理论、光的波动理论、空气动力学理论，也都是因为命运才得以出现的。我们要明白，它们只是对结果的说明，如此说来，它们只有就各自的阐述者而言才完全是个人性的，而其他的理论（不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同样可以发展得很完善。还有，当一种理论消失而另一种理论成为物理学家的世界的北斗星时，那也是因为命运，是强有力的人物的结果。甚至连天生的物理学家也会谈及某个问题的“命运”或某个发现的“历史”。
反之，如果“自然”即是物的构成，在其中，生成过程在逻辑上应当体现在既成物中，活生生的方向应当体现在僵硬的广延中，那我们最好把历史看作是认识论的一章；实际上，如果康德记得把历史包括在他的知识体系内的话，他必定会这样处理它。十分重要的是，他并没有这么做；如同每一位天生的体系化理论家一样，在他看来，自然即是整个世界（Nature is The World），而他在讨论时间时，并未提及时间有方向性和不可逆性，由此我们发现，他处理的乃是自然世界，对于另一世界即历史世界的可能性，他没有显示出感兴趣的迹象。也许，对于康德来说，这另一个世界实际上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