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八｜五月之后①：法国68的绵延与遗忘(12)

当年他们高喊毛派、无政府主义或反帝国主义口号，现在他们却告诉大家，五月的真正内容只有“个人”、个性解放，是年轻一代对传统的挑战，是法国从传统资本主义向后现代消费社会的转型，是文化调整，是消费和享乐自由，是一次不可避免的社会调整和文化变革，是街垒之内（！）大和解、大交流的节日。这一当时令人震惊的重述已经若隐若现地遵循于消费主义、后现代主义、市场自由主义的逻辑。五月和五月之后的暴力镇压仿佛从没存在过（罗斯一再指出，“五月没有死人”，这是个谎言），工人抗争的绵延没有了，第三世界主义没有了，思想论战没有了……从革命主体到社会学代际，从政治斗争到伦理冲突，这一改写历史的戏码只剩下一个主角：青年学生/个体/消费者；只剩下的一个后台导演——资本。“个人自由”的主题，一言以蔽之——去政治化。
罗斯认为，对于这批“转向分子”的“成功”，最有历史感的讨论来自于丹妮埃尔·朗西埃和雅克·朗西埃（Danielle et Jacques Rancière ）在五月风暴十周年之际的文章。他们把“新哲学家”的起源追溯到“五月之后”左翼的内在矛盾之中。五月所提供的新平等政治意味着运动没有领袖，没有前卫，没有代言人，没有知识分子和人民的区分。但随着镇压的强化，环境转恶，派系问题等等因素的出现，很多组织不得不转入地下、半地下状态，五月产生的新事物也不得不采用“前五月”的运行模式。于是，领导人和普通群众、专职革命者与一般参与者、代表人物与无名大多数、知识分子代言人与追随者等社会运动内部的分工又重新出现。“新哲学家”们在转向之前，就在“五月之后”左翼内部的新不平等格局之中。现在他们把自己的话语优势转化为了他们对“五月”和“五月之后”的代表权，在他们自己看来，完全“顺理成章”。
然而，五月是不能被代表的，恰相反，“代表”的逻辑是五月力图克服的，朗西埃他们在“五月之后”的努力构成了这一探索的继续，而“新哲学家”们则只能“代表”对这一探索的叛离。正如作家让-弗朗索瓦·维拉尔（Jean-Franois Vilar）在1978年所指出的，那些把五月“当作漫长斗争”而非“神奇的惊喜”的人们，没有收到十周年纪念的“邀请”（见罗斯书，1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