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八｜五月之后①：法国68的绵延与遗忘(11)

这并不重要，因为重点是，他们代表了法国思想生活中的新类别：媒体知识分子。用罗斯的话说，他们是“电视上的哲学家”（详见《68五月及其后世生命》第三章），以至于当时法国知识分子们开玩笑说，如果不上镜，你就当不了“新哲学家”；以至于真正的“哲学”家德勒兹也不禁站出来说，那帮人的哲学空无一物（nulle），却喜欢宣称五月风暴是他们搞起来的（见罗斯书，172页）！“前左派”人士于是成为了媒体的宠儿。又比如，雅克·朱利亚尔（Jacques Julliard）以前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现在以报纸编辑身份挑起了论争，否定第三世界主义，与之呼应的有前五月分子伯纳德·库什奈尔（Bernard Koushner），后来创办了医生无国界，以空降兵式的人道援助代替第三世界主义。他们也改造着五月之后的媒体风景。《解放报》是五月风暴的重要产物，萨特曾对之寄予厚望，而随着其创办者之一、主要编辑塞尔吉·
朱利（Serge July）转向，脱离激进立场，这份报纸也变为法国主流传媒的一部分——它成功了，它也失败了。

克里斯汀·罗斯在2002年出版著作《68五月及其后世生命》（May" 68 and Its Afterlives）。
转向，在二十世纪革命运动和激进思想的历史中，是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对中国的语境也并不陌生。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左翼也面对着“方向转换”“转向”这些从日本政治运动中传来的概念。同样，在《一切安好》中，“方向转换”一词也有闪现：那位在超市中兜售政治观点的人物，所“叫卖”的正是从法共中“方向转换”的号召。可以说，转向是一个主体性和历史观的命题，对应着革命能量的消长。如果“事件”代表了“主体性的涌溢”（化用巴丢的事件理论），那么，转向则意味着主体性的稀释，既有结构的回归。
在“五月之后”的语境中，转向、新哲学家和媒体的纠缠则有更具体、甚或更戏剧性的一面。罗斯对此的研究表明，这些媒体弄潮儿的“权威”地位恰恰来自于他们作为左派的过去，这既富于讽刺意味，却又“顺理成章”。他们张口闭口“我们68一代”，在转向时，他们与其说是在反思（忏悔？），不如说是在自我吹捧、自我册封、自我认证：“是的，我们搞了五月；我们当过左派；所以，我们的转向才这么有意义，我们才最有资格告诉世界，五月和五月之后究竟发生了什么”。于是，正如罗斯所反复强调的，通过转向和代际修辞，前五月分子们摇身一变为媒体人格，成功窃取了五月的“代表”地位，并开始绑架五月的遗产。五月最重要的命题是“平等”，但在他们的意识形态改写中，五月最伟大的遗产是“个人自由”。没错，五月采取了左翼激进主义的语言和行动，但据这些五月“代表人物”说，那一切仅仅是表象，一层薄纱，一道风景，一种烟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