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八｜五月之后①：法国68的绵延与遗忘(10)

《一切安好》中题为“今天（2）”的长镜头，革命者冲进家乐福超市，呼喊“一切免费！”这一无政府主义（准）“暴行”究竟是对消费社会逻辑的打破，还是把消费推到极致？
在影片的结尾，导演只是有一搭没一搭地给了一个爱情片俗套，告诉我们“他”和“她”和好了。谁去找的谁？两人问题如何解决？这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正如画外音所说——每个人都应该在“语境”中生活、行动、思考。“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历史学家”。五月之后，一面是继续斗争的意愿，一面是一切安好的“虚伪”，每个人都应该把自己最切身最日常的境遇问题化、历史化，而不是接受现成的感知。这样才有政治。
但是，历史本身的反讽随后驾到。五月之后的境遇——包括电影中所涉及的一切——遭到了遗忘。可以说，今天最常见的对五月及五月之后的理解，和戈达尔所期待的语境感或历史化恰好相反。根据罗斯的考察，这是因为在七十年代中期，另一种五月之后的“说法”开始冒泡。下文我们将看到，这一种“五月之后”以五月的遗产为名，开始了对广义的五月（包括五月之后的激进阶段）进行改写。很快，“遗产”成为了遗忘，一种遗忘的史学，一种意识形态的复写纸，最终在当代新自由主义语境中获得了所谓“共识”之名，完全模糊甚或抹去了68的绵延。也就是说，在法国有两种“五月之后”，一种是法国人简称的68后的左翼时期，一种是遗产/遗忘的后现代功业，而后者致力于埋葬前者。因此，在继续讨论68的后续时，我的系列评述不得不直面这重包裹着我们的迷雾。接下来我将简介罗斯对“遗产/遗忘”的意识形态所进行的批判性研究。
为了忘却的纪念：转向、改写和所谓“共识”
发达资本主义消费社会的常态有着稀释政治化境遇的逻辑，这一点我们都不陌生，从《一切安好》的工厂经理的振振有词中也可以窥知一二：社会的问题当然多的是，但“看看人均收入吧！”还有“马克思、恩格斯时代”人民的困难吗？但总有一些“找麻烦”的人。所以，“五月”是心理疾患、是“污染”、是偏离。“五月”，作为发生在战后发达资本主义世界最大规模的群众反抗，从一开始就遭到轻描淡写，意义缩减。
不过，在罗斯的考察中，五月后续/遗忘的真正转折点，则发生在七十年代中期，当时，一批以前的五月分子相继“转向”，随着他们“回归”（后）现代社会之后慢慢掌握话语权，以纪念五月为名而进行的历史改写悄然发生，成为日渐壮大的新意识形态叙事。这和七十年代后半期所谓“新哲学家”（nouveaux philosophes）崛起密不可分。该词由伯纳德-亨利·莱维（Bernard-Henri Lévy）在1976年发明，该流派中人都和过去决裂，转而批判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不论尼采、海德格尔还是萨特）、泛左翼思想和后结构主义，向正在英美崛起的新自由主义暧昧靠拢，其中主要人物有安德烈·格吕克芒（André Glucksmann）, 帕斯卡尔·布吕克奈尔（Pascal Bruckner）等。他们真的算“哲学”家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