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八｜五月之后①：法国68的绵延与遗忘(8)

激进工人终于面对镜头了。他们行动的逻辑当然在经理和工会所娴熟的话语之外（所以他们“被”命名为疯子、破坏分子），但也不能用任何左派的所谓“主义”来解释。他们今天的“过火”、他们“侵犯人权”的行径，是基于工人的全部身心体验的直接性。“就这么简单！但是……又有点复杂……”工人体验的直接性为什么“复杂”？因为它没有自身的语言，无法转化为“说法和看法”。但至少，工人们在显影，在开口，在行动，也就是在对抗既有的话语——不论是各色“主义”还是社会学的实证。工人在那八小时中要么被当作历史的火车头要么被看作可更换的劳动力。但他们不仅仅存在于那八个小时之中，而是完整的人。
于是，苏珊开始采访女工。女工有很多话要说，但她们一开口，就意识到自己声音的分裂。因为不论是广播记者（方达饰演），还是电影镜头（戈达尔所代表），都是意识形态媒介。当你接受采访，你已经接受了主体的询唤，必然要按照某种角色来发言：“我是女工，所以我必须倾诉、也最有资格倾诉女工的悲惨生活。”一切都是社会角色的套路。在接下来的一组镜头中，我们看到方达和蒙当开始了又一重扮演：方达开始在流水线上和工人们一起包装肉肠、贴标，蒙当在车间里费力地推来一扇扇整猪肉，并用电锯切割冻肉。劳动是乏味的、令人恶心的、艰苦的，工作场所充满恶臭，你们大明星也来体验一下……但画外音立刻喊停！因为这是缺乏自省的电影语言，只是在重复“悲惨世界”的人道美学。谁不知道劳动是乏味的、艰苦的？让大明星表演体力劳动就能构成批判性、僭越性的知识和实践？
把镜头放进车间就是“深入群众”吗？如何跳出这种倾诉、体验、“深入”的媒介语言？没有答案。外景，还是三色。镜头外的新闻广播中说，警察介入，经理得到释放，每个人都回到了自己的社会角色：工人们复工，雅克回去当广告导演，苏珊回去当记者。一切安好？
《一切安好》在反思电影能做什么。在当年的访谈中，戈达尔把自己的作品和另一部反映罢工的电影《为自由而战》（Coup pour coup）加以对比。马兰·卡尔米兹（Marin Karmitz）的《为自由而战》采取高度的写实风格，记录埃尔伯夫（Elbeuf）纺织厂女工七十年代初占领工厂的事迹。但是，戈达尔认为，这部同样完成于1972年的电影相信镜头本身的诚实和透明，而不去反思电影之为媒介。在《一切安好》中，雅克拍不出政治电影，正是因为他对媒介本身和知识分子身份的高度不适感。然而，反讽的是，他因此成为了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生产的一部分：广告制作人。在片场，流行音乐伴奏下，他拍摄高度商品化的性感肉身，背景中时不时传来越南战场的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