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八｜五月之后①：法国68的绵延与遗忘(6)

纪录片导演伊文思（Joris Ivens）于1968年拍摄的表现越战的影片《十七度纬线》。
也正是基于这一不断绵延的政治境遇，克里斯汀·罗斯在2002年的《68五月及其后世生命》（May" 68 and Its Afterlives）一书中把法国“68岁月”的下限定在七十年代中期——这里断代的问题已经出现，我后面再详细讨论——并认为七十年代初构成了一个“生动的交点”（lively conjuncture），在法国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发明和创意的时刻”：“看起来毫无限制的思想课题和观念交流的原创场域涌现出来”，而这所有的试验都致力于建立“事件的绵延”（13页）。“事件”也即68年五月，当时的口号、张贴画和涂鸦艺术构成了“诗意占领街头”“视觉就是行动”的瞬间，直至今日仍“占领”着我们的注意力，但罗斯在对“绵延”和“后世”的探讨中，引导我们关注另外一些文本和实践，那就是五月之后野草丛生般的各类刊物、小册子、没有署名的文件、自由联合的组织。
它们生长于五月之后的境遇，多样纷呈，互相辩证，没有中心，没有统一纲领，勾勒出既呼应又不同的探索轨迹，裹挟着难以计量的能量，却又散佚于历史的明面与深处，缺少后人辑录。
我会在其他场合介绍罗斯笔下狭义五月风暴的几方面，本文将更多引述她对五月之后的钩沉、对亡佚的抵抗，对遗忘的诊断。不过，在此之前，我希望首先以《一切安好》为五月之后的切入，这部影片不在罗斯的论述之列，但我以为是五月之后最精彩的“五月”电影，是境遇中的电影。我并非随意使用“境遇中”一语。这部电影远远超出了艺术对现实的膝跳反应或镜像投影。相反，它痛快而又痛苦地扯开五月之后的难题性和矛盾性。从国际政治到日常生活，现实中的每个人、每件事都处于政治的绵延和去政治化的“安好”之间的拉锯。这部电影聚焦这些内在矛盾，要求对问题的决断但不提供答案。同时，电影也不是任何现成的工具或媒介，而是矛盾的一部分，境遇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