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八｜五月之后①：法国68的绵延与遗忘(13)

1968年《纽约时报》对法国“五月风暴”的报道。
就这样，随着转向人士们对五月的所谓“纪念”，对“五月”和“五月之后”的历史改写大面积出现。这类改写有以下几种模式、套路或方向。首先，“五月”被叙述为一种代际现象，而这种社会学分析完全遵循市场调查和民意测验的逻辑。其次，与此相关，既然是代际冲突，那“五月”就是父子、主从关系的心理剧，是个人的成长小说，是长大成人。在八十年代，出镜的转向人士和前五月分子的确都成为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意义上的“成功人士”，而且他们大都是男性。再次，法国的（后）现代化一直在进行，“五月”只是话语、文化、意象，是阵痛的精神表征，此外无他，如果有，那也是拖慢了（后）现代化。最后，“五月”竟成了一种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思想图景。在这所有改写中，这最后一种也极为离谱，因为正如罗斯所提醒的，不管福柯、德里达、拉康、阿尔都塞、布尔迪厄的思想多么重要，他们和他们的著作同“五月”的关系并不像后人想象得那么大。
福柯当时在突尼斯，而且他似乎以此为傲，因为他喜欢历史的边缘位置；德里达对五月风暴态度非常保留（Bruno Bosteels的新书会探讨为何解构主义只愿在“五月之后”的远处反思“五月”）；拉康对“五月”的冷感在当时完全符合人们对他的印象；阿尔都塞，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大师兼法共党员，68年五月在住院；布尔迪厄不愿让自己的学生参加游行。根据罗斯的调查，到了68年以后，法国人才开始大量阅读马尔库塞、居伊德波和国际情境主义著作。在运动突然爆发时，青年们真正读过的主要还是一点点马克思和一点点毛泽东，而几乎所有人都读过的思想家，只有萨特。真正参与到五月风暴和五月之后的作者们——萨特、布朗肖、杜拉斯等等——反而在所谓“68思想”之中边缘化了。遗忘的力度不可谓不大。
总之，这种种改写抹去了”五月”和”五月之后”最具突破性和潜能的几大主题：平等政治、思想论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团结第三世界的反帝国主义。取而代之的新叙事则是：“文化变革、法国和现代性的一次约会、新个人主义的诞生”（罗斯书，215页）。”五月”成为了“资本主义的一次春季大扫除”（183页），而“五月之后”的政治绵延仿佛根本没存在过。如果说在1978年这种为了忘却的纪念还受到了“五月”继承者的大声质疑，引发过大规模论战，那么，到了1988年时，它已经加冕为“共识”，不容置疑。罗斯注意到，在纪念68二十周年的电视片中，警察的暴力没有了，工人的流血没有了，越南没有了。遗忘不再需要掩饰，因为它就是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