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八｜五月之后②：六十年代“再断代”(11)

当然“他者”不仅包括第三世界人民，也包括一切被压抑、在斗争的主体：女性、少数族裔、非传统性向、“文明”之外的“疯癫”等等。
因此，六十年代的全球性并不是指某种整齐划一，而是各自具有异质性的运动之间的对视、“经验学习”和互相交流。这就引发出杰姆逊断代的第二大特点——“境遇”。他的博士论文就是研究萨特的戏剧、文学和哲学风格，他的辩证史观中也始终包含着宝贵的萨特式境遇之维。杰姆逊明白，断代这一概念之所以不受欢迎，是因为它总给人以大而化之、一刀切的印象。但他的断代却以六十年代的“境遇”为前提。这一“境遇”内在地提出“何为时期”“何以断代”的问题。对于境遇和分期，杰姆逊的简要回答是：“这里的‘时期’并不是指无所不在、整齐划一的思考和行动的共同风格或方式，而是指一种客观境遇的分享，针对这一境遇，一整套不同的创造性回应和创新得以成为可能，但又时时处于这一境遇的结构性限制的内部”（179页）。不论是政治动荡、青年反文化、法国理论大爆炸、媒介革命与“符号”生产、新美学，还是中苏争议、毛派的扩散、美国民权成就和越南游击战法，都是境遇的一部分。
杰姆逊暗示，后结构主义，作为六十年代的成果之一，重视“互文”现象中“随机的、来到手头的各种聚阵”所“形成和瓦解的新文本”（193页），而六十年代的历史实践也具有这样“形成和瓦解”、“重构和错位”的境遇感。那么，六十年代之为境遇又是如何闭合的呢？
由此我们就进入到杰姆逊断代的第三个、也是最有争议性的特点：多元决定论和最终决定论的辩证关系。正如他所强调的，多元决定论正是六十年代的核心理论成就，来自于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探索。针对简单、粗暴乃至庸俗的经济决定论，阿尔都塞所阐发的多元决定论以为，历史是由许多“半自律”领域或环节互相制约、互相影响又不平衡发展的复杂结构，绝不是经济这一场域（生产力、生产关系）决定一切。事实上，哪怕是再简单不过的社会现象都会涉及到几乎难以穷尽的多元决定。因此，在某些情境和行动中，“政治优先”，“文化起决定作用”，“边缘反制中心”都是大有可能的。五月风暴发生在资本主义的稳定核心区，落后殖民地爆发社会主义运动，这样的新境遇都应从多元决定论来理解。可以说，多元决定论是思想和实践的双重解放。
但是，这是否意味着最终决定因素并不存在呢？在谈到六十年代的“逝去”和“失败”时，杰姆逊不动声色地恢复了恩格斯晚年的一个概念：“最终决定因素”（ultimately determining instance）。杰姆逊认为，要清醒理解六十年代的远去，我们必须回到“最终决定因素”，承认经济就是“最终决定因素”。他对六十年代的断代，以“最终决定因素的回归”为结点。资本主义及其世界体系的“长波浪”发展周期在此被用来解释一个创造性革命爆发“短周期”的结束。在八十年代，新自由主义开始上升，跨国资本主义消化了第一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第三世界的底层反抗。“他者的政治”变为身份政治。杰姆逊提到美国大众在美军撤离越南后的心态内转，不再关心世界，沉入个人主义日常生活（杰姆逊所说的当代个人主义是指“占有式个人主义”）。而在上一篇文章中，我也提到第三世界在法国话语中的消失，亚非拉沦为了“苦难”的镜头能值和“慈善”的资助对象，不再具有及物性和相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