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八｜五月之后②：六十年代“再断代”(8)

在这一视野下，巴丢又是如何回忆“五月”的呢？五月风暴是否就是十月革命之后的又一次断代？关于五月风暴，亲历者巴丢看到了“独一无二的强化，全新的激进化”，“成千知识青年在工厂的扎根”，以及“这种强化的最起码的组织形态（appareillage）”。但同时他也看到了“这种强化和这种组织的虚弱的标帜，反抗之中不可克服的稀释性”（60页）。显然，巴丢是立足于“五月之后”法国乃至全球现实来表达他对自身历史的体会的：一面是探索的继续，一面是政治的消亡。而正如前文提到的，很多人在转向。是的，政治主体从来是稀少的。
断代即主体的坚持和忠诚。对什么的忠诚？对“事件”。显然，“五月之后”塑造了巴丢的断代概念，而这一概念又预备了他后来的“事件”理论和“忠诚”伦理学。“事件-主体”是不可估量的时间。巴丢对主体性断代的持续激情来自于他对五月的忠诚和反思。有了这重背景，他在2005年所完成的对“世纪”的另类断代就不难理解了。他所断代出的“世纪”是一个短世纪，但也不同于霍布斯鲍姆等历史学家对短二十世纪的断代。这个世纪始于十月革命。在一次讲座中，巴丢曾通俗地说，在他所定义的短二十世纪中，不仅存在着不同的世界，更重要的是存在着不同的对世界的想象。它的终点划在哪里呢？恰是《主体理论》所面对的那个历史时刻。在《世纪》中他明确表示：“可以肯定，文革（的结束）标志着一个完整过程的关闭，这个过程的中心物是党，它的主要政治理念是阶级的概念”（《世纪》法文版，93页）。
阶级政党的终结，在他看来，就是“革命世纪”的终结。所以巴丢对“短二十世纪”的“断代”是以“七十年代”作为终点。但回到他最初的断代概念及其“一分为二”，我们自然会明白，这一终点也意味着一个新的进程：我们必须探索、寻觅、开启新的“进程-主体”。对有些人来说，“五月之后”是几个月或几年，对巴丢来说，“五月之后”还在继续，可能是几十年甚至几世纪。
巴丢和朗西埃对主体性的不断阐发说明他们分享并坚持着五月风暴的遗产，但两人的思想面向又明显不同。一面是打破分工和感知差别的平等，一面是对事件-进程的忠诚。在2008年，我有幸亲自向朗西埃尔请教他和巴丢哲学进路上的异同。朗西埃表示，虽然他研究工人史和审美史，但对“断代”问题并无兴趣。他对“事件”和“忠诚”也表达了谨慎态度，因为一旦有这样的设定，我们就不得不追问：谁可以认定“事件”？又如何来确认“忠诚”？在朗西埃看来，“事件”无法摆脱事后追认的时间差，因而也暗示了一个有特权的追认（“忠诚”）主体，这个主体很可能是哲人-革命家的翻版，他同样不感兴趣。而反过来看，朗西埃的理论激进性则不免让人联想到无政府主义。巴丢也在不同场合强调过，真正的政治终究是需要具体的组织工作，因此政治的主体也必有其历史形态。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代表了五月风暴所开启的思想能量在当代发展出的两种不同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