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八｜五月之后②：六十年代“再断代”(6)

工人们受着劳苦，但他们也写诗，并和雨果通信。他们办俱乐部，搞刊物，聚饮，参加秘密结社。有个工人学上了希伯来语，这对他有任何一点用处吗？没有，但工人为什么不能做一点“无用”之事呢？当然，他们也用语言抗议，用身体战斗，用自己的脑子思考，接受各种思潮和运动的影响。从正统工人运动史的角度看，这像是科学社会主义出现之前的混乱前史。但对朗西埃来说，问题的关键不是他们究竟受困于哪种“错误思想”——圣西门主义、傅立里叶主义、宗教神秘主义、虚无党，等等——而是他们已然在实践着一种平等。左翼为无产者赋予身份之“名”，反而掩盖了无名的“平等”主体性。配合这本奇书的《无产者及其重影》一文也转载在了《逻辑的反抗》第十三期。
在1978年，《逻辑的反抗》发行了纪念五月风暴十周年的专刊。纪念的形式仍然是抛出一系列新的追问，一面辩论五月的遗产，一面针对法国政治的新形势，当时主流左翼政党纷纷向中间派立场转移，正如上一篇文章提到的，去政治化的浪潮已经来临。我还提到过，朗西埃尔认为思潮的转向和激进平等实践的失落有关。而面对社会党力推的所谓“共同纲领”(Programme commun)，该刊物认为这是一次“文化妥协”。最终，刊物坚持到了1981年末，然后渐渐被当代史掩埋，和十九世纪的工人之夜一样，归入重影/阴影。但正是这段“五月之后”的思想和政治试验，奠定了一种激进平等观，在今天以朗西埃哲学/美学的方式持续挑战我们的所谓共识。在2008年的一次访谈中，他如是说：“我思想的核心是知识平等，这意味着，不管是谁，不管他/她要看待和思考任何东西，他/她都有能力去知道如何去看待、如何去思考”。
这一平等观，正因其激进性和彻底性，必将继续激发辩论，也值得我们反复去重温它在“五月”和“五月之后”的争议性源起。
阿兰·巴丢和“断代”的概念

阿兰·巴丢(Alain Badi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