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八｜五月之后②：六十年代“再断代”(12)

回到断代，杰姆逊认为反思六十年代的境遇，必须有“客观必然性”的维度：“六十年代只能这样发生，它的机遇和失败不可分解地纠缠在一起，带有一个特定历史境遇的客观局限和客观敞开的印记”（178页）。
当杰姆逊近乎冷血而又异常坚决地祭出“历史是必然的”（History is Necessity）这一大写命题时，他就和朗西埃、巴丢形成了看似不可调和的对照。然而，在本文结束时，不论朗西埃尔的拒绝断代、巴丢的主体性断代、杰姆逊的决定论断代，都应被看作“五月之后”留给我们的思想财富，都构成了我们和六十年代的最终联系。这就又回到了戈达尔电影的台词：“每个人必须成为自身境遇的历史学家”。我们要成为自己的历史学家，也必须穿越遗忘和改写的迷雾，必须重新置身于同那一境遇的历史联系之中。当代社会的命运是否还是“五月之后”的某种结果？我们和“五月之后”的最终联系，不管多么稀薄和脆弱，是否具有开启新的主体性可能？我们是否有能力、有条件重新断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