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八｜五月之后②：六十年代“再断代”(9)

当巴丢和朗西埃尔的理论成为重要理论资源的今日，我们更应细致地辨认它们在五月之后的轨迹。而如何在两者之间进行辩证，产生对话，则将是当代理论的持续挑战。
并非结语：杰姆逊的断代和我们

弗雷德里克·杰姆逊（Fredric Jameson）
在谈到巴丢的断代观时，美国学者Eleanor Kaufman曾把他的“短世纪”和杰奥瓦尼·阿瑞基（Giovanni Arrighi）的“漫长二十世纪”加以对比。阿瑞基的断代以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周期为依据，在Kaufman看来更接近传统“马克思主义模式”，而巴丢的断代来自对新主体性的“欲望”，几乎是以“拉康式”的“真实”为意旨。通过这一对照，巴丢的断代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不同昭然若揭。那么，基于马克思主义辩证史观的六十年代断代，又会来自于谁呢？
Kaufman的文章中也对比了巴丢和弗雷德里克·杰姆逊（Fredric Jameson），因为作为文化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杰姆逊继承了卢卡契等人所开创的文化总体批评的“断代思想”。杰姆逊的丰赡著述中充溢着断代的能量。比如，杰姆逊最著名的后现代主义文化论，就建立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断代之上。再比如，他曾提出假说，认为一切现代主义文艺都诞生在现代化已然开始但尚未完成的过渡阶段。更具体举例的话，在这一假说之下，兰波（又是兰波！）的爆发性写作则是资本主义进入全球帝国主义的过渡阶段的诗歌-语言表征。在“历史终结”的后冷战语境之中，这种总体性断代饱受非议，而杰姆逊在《单一的现代性》（A Singular Modernity）中回应：“我们不可能不断代”。这里的“不可能不”看似说的是一个方法论技术问题，但其实还是指向辩证史观的内在必要性。
要把我们自身的存在历史化，就必须断代。而正是这位文化断代的批评家，写作了《60年代断代》（“Periodizing the 60s”）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