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八｜五月之后②：六十年代“再断代”(10)

《60年代断代》发表于1984年，这又是一篇60年代文化政治落幕之时的临渊回眸之作。该文收入于一份当年的特刊专辑之中，总题为《六十年代，不辩解》（The 60s Without Apology），后也出版成书（部分章节，包括杰姆逊的文章，已译为中文，在1999年出版为《六十年代》一书）。“不辩解”的标题本身就说明了“60年代”的文化政治遗产在当时已经遭到改写、误解乃至污名化。这一专辑当然以美国的六十年代为中心，但也涵盖了全世界范围内同期的各类左翼运动。所涉及的题目有美国左翼传统、民权运动、女性主义运动、黑人武装斗争、法国68、理论变革、学生反叛、流行文艺、反殖民斗争、第三世界等等，也有亲历者的回忆文章和论争。作为专辑的总序言之一，杰姆逊的“断代”文章既不愿成为“怀旧的纪念”，当然也拒斥 “惨兮兮的公共忏悔”（“Periodizing the 60s”见The Ideology of Theory: Essays 1971-1986, Volume 2. Syntax of History, 178页），而尤其彰显一种总体性的反思视野：
对六十年代的断代，也正是因为六十年代本身内在地提出了断代的难题性。我想以这一断代来结束本文，并不是视其为指归，而是希望为“五月之后”的讨论提供又一个宏阔、复杂又有待争议的参照系。

1984年特刊《六十年代，不辩解》（The 60s Without Apology）
我以为，杰姆逊的断代的第一个特点是其全球性。今天“全球六十年代”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广为接受的断代说法，而且成为了西方学界中政治史和文化研究的一门不大不小的“显学”。六十年代的全球性这一问题的提出，正可以回溯到杰姆逊1984年的这一次介入。这里的所谓的“全球性”绝不能和资本主义的“全球性”（世界资本体系）相混淆。六十年代之所以是全球的，是因为它的“诸多开端”都来自于“第三世界”的崛起（180页），这一点也是杰姆逊首先强调的，当然也会立刻让我们联想到上篇文章中谈到的五月风暴的第三世界主义。而随着“第三世界”的崛起，全球各地的激进社会运动产生了以往不可思议的联动性和组合性。在资本主义中心的运动（比如杰姆逊所讨论的法国、美国情况）和在亚非拉的斗争（他特别提到越南战争、古巴输出革命和非洲解放运动）是息息相关的，这也就是杰姆逊所谓的“他者的政治”。